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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 2017年07月20日 星期四

    “新香港人”到“新精英”成长记

    —对话香港中文大学优秀毕业生戴若犁博士

    记者_风火轮 编辑_李丹 《 留学 》( 2017年07月20日)

    今天的戴若犁博士,谈起当年,仍表示有一些“心灵的余震”。毕竟决定其开启赴港求学之旅甚至后半生命运的,只不过是一通长达两个小时左右的电话而已。

     

    大阵仗面试 

    每年,戴若犁曾经在其中当过学生、当过职员、当过老师的香港中文大学(CUHK),都会收到海量的申请材料。戴若犁告诉《留学》记者,“香港的大学在招生时非常看重面试,香港中文大学尤其如此。”

    在海量的申请文件中,香港中文大学首先会根据类似中国“211”“985”的分类方式,仅挑选“值得认可”的“指定”的内地院校的学生。其他申请材料,不出意外的话,就不会再有什么机会了,“除非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招不满,不过这种情况几乎没有。”

    接下来是GPA,托福,GRE等硬性的标准化成绩,通过这些进行逐一淘汰。戴若犁表示“被筛掉的人一点都不冤”。香港的院校皆为教授治校,每年的招生也被看作学校的头等大事。因此,招生的决策层是学校教授群体中的“大教授”,兼具学术造诣和威望。每个系的决策者有两个人,一个是学术带头人,另一个是行政一把手。这两个人都是院士级别的学术达人,两人之下设有学术委员会,而这个学术委员会,掌握着该系的最高决策权。比如戴若犁所要报考的工程学系,香港中文大学的工学院院士和科学院院士共同带领着该系的学术委员会,有着最高决策权,招收新生的最终决策权也是由这些教授决定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便是面试了,假如学校每年要招收20名研究生,则会发出40份左右的邀请。像香港中文大学,会根据华北、西北、华南等不同地区的学生分别举办见面会,教授与学生会进行一次群体性的初次见面。而后,对某位学生有意向的教授会亲自通过电话或者邮件,再次联系该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最终由教授决定是否录取该学生。

    很不幸,这样隆重的面试却因为戴若犁申请较晚的原因,全部错过了。戴若犁印象很深刻,到他这里时已经是面试的第二轮了,他接到教授打来的电话时有些紧张,但那个电话一直进行了两个小时,而且没有任何务虚的语言,全部是关于学术的见解与讨论。

     

    从“买菜困难”到“粤语大拿”

    学习优秀的戴若犁最终顺利地进入了香港中文大学,进入了香港这座城市。时值2002年,香港回归刚刚5年,两地的融合还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到了香港之后,戴若犁才发现,那时的香港居然没有人说普通话。

    “因为香港的学校是英文授课,凭着相对流利的英文,我在学习上并未遇到多大困难,但粤语不通还是给我带来了不少困惑,如果想去菜市场买菜,不懂粤语还是非常困难的。”戴若犁告诉《留学》记者说。然而对于戴若犁来说,他是很钟爱粤语的。粤语比普通话拥有更多声调,一般为七种或者九种音调,显得更“文气”。戴若犁在香港生活的过程中经过一番练习,语言能力极佳的他基本上在一年半之后,便可以“与街上的小商小贩吵个架了”。

     

    奖学金世界最高

    谈到选择去香港留学的原因时,戴若犁表示除了香港的优秀的教育质量外,其奖学金条件也是非常诱人的。本科就读于中国 科技大学的戴若犁当时算过一笔账,当时他的月生活费用为430元人民币。去香港留学后的月费用会一下子高到4500元人民币,然而与此相匹配的是,当时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每月可以拿到23500港币的奖学金,折合人民币有奖金30000元。这样数额的奖学金让戴若犁喜出望外,这样一来,他不但可以安心求学,还能通过自己交付起每年40000多的学费。

    相对于英国、美国这样的主流留学目的地,香港的消费也许并不算低,但其奖学金的力度确实是此类国家不能比拟的。直至今日,对于内地学生来说,选择去香港留学仍然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其奖学金力度仍然居于所有留学目的地之首。

     

    中联办“请喝茶”

    2002年的时候,内地学生选择去香港留学的人数还非常少。据戴若犁回忆,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最高权力机构—中联办,每年都会联合新华社,邀请当时就读于“香港八大”的学生学者一起聚餐,而且当时在港读书的学生人数非常少,一个很小的场馆便可以都坐下来。

    而现如今,赴香港留学在内地已经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香港留学热”方兴未艾。据数据统计,到2016年,前往香港留学的国际生人数达到15272人,其中内地学生达到11891人。从2006年到2016年,前往香港进行高等教育的内地学生人数从5754人上升到11891人,增长一倍有余,亚洲其他地区以及亚洲以外地区的学生人数上升幅度同样明显,但相比之下,中国内地增长人数最多。如今若是再去中联办“喝茶”的话,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体育场,恐怕已经是坐不下了。

     

    “很多以前没明白的事,

    是在香港想明白的”

    总结初到香港中文大学的感受时,戴若犁用“国际化”与“开放性”两个关键词进行了概括。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之后,在对学校非常现代化的硬件设施感到震撼之余,也为其国际化的学习氛围所折服。

    “初到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其教育体系非常偏向西方式的教育模式。”戴若犁告诉《留学》记者,“由于我学的是工程学,在成绩较好的学生中,国际学生所占比例非常高,学生们都有着非常国际化的视野,有着特殊的精神状态。”香港中文大学有着香港“小联合国”之称,不仅因为其国际学生所占比例很高,学校的老师也同样多为国际背景,学校的通用语言为英文。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无论是做科研,还是开展活动,都给当年的戴若犁带来了非常新鲜的体验。

    同时,香港是一个兼具“开放”与“包容”的城市,在香港的院校中则更是如此。这样的环境非常利于青年学生更细致、更全面地了解世界。香港中文大学有着资料全备的图书馆,里面包含着各样信息与资料,同时,学校会邀请拥有各种背景、各种知识体系的人来到学校演讲,更加开拓了学生们的视野。“早在中科大读本科的时候,对于许多问题我还是非常困惑的,而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之后,随着时间的发展,很多之前没想明白的事情,逐渐在这里想明白了。”戴若犁告诉《留学》记者。

    “新香港人”戴若犁

    从2002年进入香港之后,戴若犁在那里一住就是9年。他在香港做过学生、当过职员、当过老师、也参加过工作。在香港,他拿到了他的最高学历—工程学博士。在香港,他和他的现任妻子结婚。在这里,他拿到了香港“户口”,能说流利的粤语,同时,更倾注了很多远超过这些形式之外的感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新香港人”。长达9年的时光使他对于香港的文化、教育和价值体系等都有着深刻的见解,也为香港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能量。但对于香港来说,他始终是个“他乡客”。虽然香港“开放”“包容”“有更多的机会”,但那里始终不能成为他的终点。“新香港人”意味着一种融入,也意味着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逃 离。

     

    “新精英”戴若犁

    在香港工作一年之后,戴若犁便遭遇了2008年的香港金融危机,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受到了巨大冲击,香港亦不能免难。当时的戴若犁在香港已身居“中产阶级”,是一家国际公司泛中华区的总监,可以称得上是香港的“新精英”了。

    在香港遭遇空前的金融危机之后,戴若犁知道这是他该离开的时候了。当时的他看准北京的市场,和现在的合伙人一起,创建了现在的北京诺亦腾科技有限公司。现如今已经创业5年,该公司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相比于曾在香港的自己,现在的戴若犁,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可以定义为成功人士。就在近日,香港中文大学将戴若犁评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杰出校友,表明了香港中文大学对这位当年的内地学生的认可,同时也影射着像戴若犁一样的精英群体,在对香港,甚至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得到了中肯的评价,这也许也是“新精英”阶层理想的突围之 路。

     

    曾经的“奇葩学科”  如今的项目基础

    戴若犁的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基于动作捕捉与虚拟现实技术两种科学相结合的高端科技领域研究。其在人体动作信息捕捉与利用方面创造了一系列世界纪录,在虚拟现实、影视特效、运动与健康等领域均创造了具有代表性的产品。

    今天的成就与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学习是分不开的,但戴若犁表示自己“非常幸运”,当年在学校学到的学科而今几乎全部用上了。在香港中文大学求学期间,戴若犁选择了两门在其他同学眼里看起来非常“奇葩”的学科—神经网络与模糊数学。这两门学术在当时几乎没有应用领域,学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然而,直至今日,戴若犁才发现,这两门学科,恰好就是诺亦腾公司所有项目的基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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