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启德教育集团总裁李朱，是凑到了他“正巧在北京”。生于1966年的李朱很有“文艺中年”范儿，他自己讲，当年读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时候，老往女多男少的北师大跑—“当然都是冲着诗歌去的，很纯很纯的。”这话骗不了同龄的老记者，20世纪80年代，校园诗歌本身就是“载不动，许多荷尔蒙”。
“你知道吗？我开始想当作家。”提起当年广东省理科状元的历史，李朱很淡定，丝毫看不出一个状元那种天下我有、踌躇满志的痕迹，“我父亲希望我学医，我打死不肯；我老师希望我学核物理，我也坚决不干。因为我确实不喜欢那些。后来去清华学了建筑，觉得当个建筑师，很艺术的，也不错。结果现在成了一个商人，做的事儿还是回到了社会科学类别，回到了人文范畴。”
尽管自己出国读的是工科，多年的行业经历，已经让他转变了看法。“之前我建议孩子读理工科、商科，现在我建议中国孩子读文史哲、学艺术。之前中国学生，学得再好，也就是个高级工匠；付出这么大的背井离乡的代价，现在我们要想方设法成为对方国家的主流或者中坚力量。国外大学的通识教育很厉害，好大学影响人生，这样的资源，我们要好好利用。”
大留学，也绕不过留学中介
在李朱看来，各种形式的留学，都是冰山在海面上的部分，每年40万留学生背后，是数量翻几番的家长和留学后备力量。这是典型的“大留学”概念—留学是一个综合了各种资源的成套动作，中介服务只是一小块，其他的配套产业可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比如鼎石这样的国际学校，被称为“不出国门的留学模式”，此类学校轮番冒头，产业发展很快。“大留学”这个筐里头，装下了高达两三千亿的产值。
经过30年的加速发展，整个留学中介行业目前处于高位缓行的平台期，从前年开始，同比增幅不再有20%以上。即便是这样，李朱认为，这个行业的机会还是很多，而且在可预见的5到10年间，还能保持稳定发展。
但是，认可留学就等于认可留学中介了吗？现在留学资讯已经很透明了，家长们的素质特别是英语能力普遍很高，能看懂也能搞定基本的资料文案，还要留学中介干什么？有没人直接把中介给绕过去了呢？《留学》问道。
这个问题让李朱小小头疼了一下，但他否认启德因此受到了冲击而添了困惑。以美国为例，中国学生要去的有两种学校，一种是没有招生代表、基本不需要留学中介推介的，像哈佛、剑桥。这种牛校，你不推介，它都不愁优秀生源。另一种是竞争力不如哈佛、耶鲁，但学校依然很好。“美国前一、二百名的高校，比北大、清华一点不差，中国家长和学生所知甚少，万恶的排名啊，让多少优秀美国高校欲哭无泪。”
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在全球500强企业中很受欢迎。这些学校也很想招到最优秀的中国学生，“我们和这些学校的联系就很紧密了，家长和学生找我们，跟直接找学校差不多。这样的优势，是单打独斗的家长和学生无法比拟的。”
让市场淘汰机制解决中介原罪
对于上述这种优质院校资源的代理，会不会出现一种负面结果：本来可以读前10的学生，结果被启德一代理，为了中介的业绩，选择标准降低，结果读了前100？《留学》继续追问。
李朱坦承，会有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软性的标准，无法准确计量。更为重要的则是，美国高校招生还有另一个不为中国人熟悉的特点，那就是规则和程序的刚性要远远大于中国。如果规则和程序出错，再好的学生也读不了好大学。李朱认为，无论是学生还是中介，如果连对方招生的规则和程序都摸不清、搞不定，那你的好和优秀又体现在哪儿呢？这恰恰是中介的优势—学生各自去搞定各种学校的规则和程序，这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
但是很显然，机构对规则和程序更善于利用和突破，甚至造就了中国留学中介的普遍原罪：为了做大业绩，过度包装学生，把普通学生包装成优秀学生，把优秀学生打造成不世出的天才。
近几年不断爆发因包装过度而引发的诚信危机，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都曾成批量地清退过不合格中国留学生。启德这样的机构，有没有包装过度的问题，要不要对此负责呢？
李朱否认启德有包装过度的问题，但倾向性的问题还是有的，“这正是我们要警惕的。”他也记不起来启德曾为此承担过什么责任或代价，找后账的情况还是极为少见的。对于留学生权益受损后的救济渠道，李朱想了想：“可以去找消协，或者法院。”
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留学中介的行业准入标准。要不要行业准入？谁来制定标准？谁来把关行业准入？
李朱认为，留学中介是一个相对开放的行业，面对的中国学生千差万别，背对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千奇百怪，如果行业没有出现颠覆性问题和严重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是要慎行行业准入；目前国际上也没有这样一个行业准入惯例。至于标准制定，更需要慎重，过度的行政干预，会伤害到整个行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李朱更倾向于通过市场的自由而充分的竞争，由市场自主形成一套行业规范和约定俗成的标准。
“比如作假和夸大的问题，这个也是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解决的。市场竞争的压力甚至可以传到国外的高校，现在国外高校的面试官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文案材料都已经学精了，如果你千人一面、流水作业一样的文案，他首先就给你打回去了。你再像之前那样作假和夸大，吃亏的是留学生本人和代理中介机构。市场淘汰机制之下，每一个当事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和代价。从留学中介的角度看，更不愿意作假和夸大。”
退学率里有商机
但是不愿意不等于不去做。不久之前李朱本人在演讲中曾引用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数据，说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里，中国学生的退学率高达四分之一。此言一出，引起了各方激辩，质疑的居多。记者再次提及此事时，李朱解释说，四分之一退学，显然是个约数，美国学生的退学率可能更大，有44%，韩国学生退学率是34%。只不过美国学生退学后的痛苦指数远不及中国学生那么高，所以不被关注。
李朱认为，中国学生退学率高达25%，这事其实很正常—中国家长太把孩子教育当回事，出国留学成本和代价太大，所以对于退学这事实在难以接受。李朱建议中国家长改一改这种思路和心态，不然痛苦指数会高到爆表。
作为教育服务机构的老板，李朱甚至在退学率上看到新的商机。“如果中国家长和学生想把退学率降下来，我们也有办法帮到他。这其实是一个留学低龄化的问题，”李朱说，“如果你想更好地适应美国大学的学习生活，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两年做准备，就像我对自己女儿的规划。我准备高一就让她出去读书，为此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准备。这是我给中国家长的忠告：如果你家小孩子要出国读书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尽早去强化语言上的学习培训。”
提起女儿，李朱赞不绝口，也有些得意，比如女儿爱读书、生活朴素都是受了自己的影响。
作为留学的支持者和业内人，李朱很早就为女儿做了张弛有度的规划，“没法太明确，还得看她自己的人生计划。”女儿很有主意，要求读中国的公立学校，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那就去当地的学校。但国还是要出的，根据李朱的计划，高一就要出去读了。“我在中国打拼得已经够累了，不希望她也走这条路。高中就出去，不用经历高考的苦，将来也更便于孩子随遇而安。是回国还是留在外面，由她自己做主。”
为了帮助孩子出国时能够顺畅适应，李朱从女儿三年级时就请了外国私教，每周上两节课，还亲自设计课程：“像英语角一样陪着孩子练习英语没什么用处。我女儿从小学习长笛和钢琴，很喜欢音乐，所以我请老师给孩子讲西方音乐史，切实能学到东西，积累谈资。”不仅如此，李朱每年都送女儿参加启德的游学和夏令营项目，培养对外国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帮助她认识自己的语言能力。
“她的发音已经很好了，但是夏令营回来还是跟我说，和外国人交流不自信，觉得自己能说的东西少。”对此，李朱这个资深留学生深有感触—文化差异，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孩子做出低龄留学规划的另一大原因。
“双核人生”？我这辈子还就是中国人了！
现在留学低龄化已经由趋势变成了现实。“几年前留学生中的70%或者60%还都是大学毕业以后去读硕士的，现在本科生能占到35%到40%了。高中及以下的留学生，快占到一成以上了。”李朱认为这是留学理性化、去工具化的必然结果，咱们的邻居日本和韩国的留学经历，都是这样一个趋势，留学到了一定阶段，必然要向低龄化转变。
特别是韩国，到现在留学的风气依然很盛，托福是几乎每个学生必考的科目。所以韩国目前各个阶段的留学人口比例都相对稳定，高中、本科、硕士，各阶段的蛋糕都很稳定，基本不存在这一块抢那一块的问题，但越低年龄段的留学增长率，肯定是越高的。
李朱这一代的留学生，在国外大都经历过比较明显的启示、身份认知的纠结和文化习俗的矛盾，所以他希望女儿可以尽早出去，也建议父母为孩子的留学早作打算。但是，是越早越好吗？难道早了就不会有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双核人生”的烦恼了吗？
“‘双核人生’是所有留学生的宿命，早出去、早适应，可能程度会轻一点，但绝不可能消除。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中国孩子到了国外，15到20岁的时候最纠结，他会觉得我中国人嘛，为什么要讲英语，在英语环境中生存？这种纠结感和青春叛逆期混杂在一起，很伤感，也很伤人，孩子在国外的艰难感受，比国内的同龄人要高。这个阶段家长需要鼓励，给予宽容。大概25岁以后，慢慢又好起来了，他对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会回归，认为做个中国人或有中国背景的美国人也挺好的。等到了40多岁以后，可能就更加明显了，理直气壮加无可奈何：他妈的我这辈子还就是中国人了！”
语录
关于信誉—如果你真的在乎品牌，在乎你运营的安全性；不规范的行为就像自己把剑拴在头顶，它随时可以斩下来。
关于专业—我现在越来越认为，孩子读什么无所谓，他们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关于归国—谁愿意背井离乡、离开父母，到国外去几年、十几年，承受这种身份认证的纠结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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