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3000年

    编者按

    一部手稿遗珍的整理，展示的可能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命题。一部学术专著的付梓，夯筑的可能是一个领域内的理论基石。出版行业，一直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文化强国奠基。今日，光明悦读推出汉文化专版，借近来出版的书籍，讲述汉语的博大，汉画的精深，以及汉律所具有的制度文明与理性行政基因。

    近年来，笔者在系统整理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张世禄先生全集。在广泛征集其遗稿的过程中，意外从张先生教过的学生手中，发现了他上世纪50-60年代汉语史教材4种油印稿，计100多万字。笔者从中整理出70万字的汉语史讲义。近日，这一成果——张世禄《汉语史讲义》（上下册）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是继王力先生《汉语史稿》出版后，我国语言史研究的标志性创获。作为张世禄先生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生，我为《汉语史讲义》拂去历史尘灰，以崭新的面貌问世而激动不已。

    张世禄《汉语史讲义》的一个基本特色是现代性，在理论上更倾向于把语言作为一个关系系统来观察和分析。它呈现给读者的，不是一个一个汉语要素的演变史，而是汉语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整个关系网络。尤其可贵的是，张世禄把语言史看作社会史的一部分，为读者立体展示了中国三千年宏大历史背景中奔涌不息的语言长河。

3000年分合大势

    商代以前，我国黄河流域一带的语言状况十分复杂。“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王制》）。据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时三千，周初分封的诸侯也有八百。每一“国”（实为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殷商时期，我国各地既有流动性很大的游牧群体，又有比较固定的农耕生产群体。殷王朝多次迁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很不稳定，活动范围广泛。但殷氏族的语言却非常强势，周灭殷后，在与周氏族语言的融合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共同语言的基础。

    周以后，由于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逐渐形成，汉语的历史发展大势是统一。至先秦时期，汉民族逐渐形成，形成了汉语最早的共同语形式——“雅言”，且通用范围已经相当大。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诗经》、诸子百家遗留下来典籍，都可以证明，那时的语言，呈现出了一致性。如《论语·述而》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在汉代，共同语的流通范围已经很广，因而被称为“凡语”“通语”“凡通语”。它们和雅言一样，都是在北方方言（长安话或洛阳话）基础上形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三千年来，汉语共同语的发展随社会的演进而波澜壮阔，从未中断。在这一过程中，汉字摆脱了各地的发音，以形表意，系联起九州方圆的语义世界，将其整合为中华民族统一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由于国家幅员辽阔，长期处于着割据状态，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汉语方言的分化日益加深，形成了语言世界的离心力量。因此便产生了这种现象——随着共同语的形成，汉语方言的融合趋势加速。但在融合竞争中胜出的方言却更为强势，方言之间的差异在扩大。

    战国以后，“越人安越，楚人安楚”（《荀子·荣辱篇》）。王畿一带的北方话，即雅言共同语，和楚方言、越方言鼎足而居。汉代政治经济统一的力量进一步加强，秦晋方言逐渐融合，但方言分歧依然严重。这一点我们从扬雄《方言》一书就可知一斑。汉以后，新的方言在融合和动荡中相继出现。南粤地区的百粤之族被中央政权征服，自秦始皇以来谪戍几十万人于此，粤地原属僮语一支的语言被汉语所同化，形成汉语新的方言区域——粤方言。五胡乱华社会动荡，“戍膻污染，靡有宁居”，黄河流域大批中原百姓避乱迁闽，客居南粤。而闽地自周秦以后就不断有征蛮、谪迁、避乱的移居者，移民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唐末农民起义而愈甚。由此中国南方逐渐形成了闽方言和客家方言。十二世纪随着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异族侵入，巨大的社会动乱进一步加剧了方言之间的分合，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方言群雄，由此奠定了汉语方言的基本格局。

    表面上看，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统一”和“分化”两条平行线。实际上，“分化”始终从属于“统一”。

    汉魏以后，内忧外患虽然使当时的社会通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之推《音辞篇》），但隋的统一结束南北割裂局面后，经济文化的繁荣又对统一的文学语言提出了迫切需求。以传统的读书音为基础的《切韵》音系在政府的推行下深入人心，极大地稳固了共同语的地位。当南宋时期稳固的《切韵》体系逐渐脱离了实际语音，又有新的语音规范“中原雅音”——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官话应运而生。十二世纪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大都（北京），北方话的势力越来越大，并随政治军事力量传播全国各地。宋元明清流行的大量文学作品，如话本、戏剧、小说等，都是北方话作品，有力扩大了共同语的传播。

    近代资本主义起步后，共同语上升为主导方面，控制和销蚀着汉语方言的分化趋向。晚清以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更加速了全国性的语言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汉语发展为高度统一的民族语言创造了条件。

3000年中国社会发展史

    汉语史发展的历史分期，本质上是一个语言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汉语史讲义》对汉语各要素的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清晰展示了汉语史发展中内部因素和外部原因的关联，社会历史和语言逻辑的统一。

    中国社会发展至上古时期，汉语基本词汇的格局已定型，包括自然现象、人体、亲属称谓、人称代词、生产和生活用品、数词和量词等。词汇的双音化发展已成趋势。《诗经》中有大量双声叠韵词。至先秦时期，汉语词汇中除了大量反映渔猎、农业、手工业的词汇外，还出现了反映商业和社会制度的词汇，如母系、禅让、井田、阶级统治等制度，以及反映祖先崇拜、天文历学、医学农学、诸子百家等方面的词汇。秦汉时期，词汇全面反映了当时的官吏制度、刑法酷政，以及秦统一后的各项重大改革。在汉代，教育事业、宗教思想、农耕水利的新发展都在词汇上有充分表现，手工业的许多重大发明，如纸张、瓷器、玻璃以及张衡的浑天仪，都反映在其中。

    进入中古时期后，汉魏六朝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战乱和灾祸持续数百年。一方面，大批北方人避难流徙南方，北方语音在与南方语音混杂的过程中流失了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北方地区受“夷族”侵略，少数民族语言也影响了北方语音。在声母方面，复辅音等辅音消失了，一系列新的声母产生，唇音也开始分化；在韵母方面，一系列韵尾消失了，主元音高化，形成阴声韵与入声韵相配的整齐格局；在声调方面，确立了平上去入四声；在音节结构方面，出现简洁化、混同化趋势。这些变化固然肇因于语音发展的内部规律，但它们发生的时机也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词汇方面，一大特色是外来词的大量输入，包括佛经翻译中的外来词和与外族交往中的外来词；另一大特色是大批口语词汇出现在新书面语中，至唐代的敦煌变文中更甚。

    《汉语史讲义》将13世纪到作者生活的20世纪50年代统一划为近代期。这一时期初期，辽金元入侵，北方共同语区域长期战乱，大量人口南迁，语言发生又一次混合。此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稳定，近代汉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话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逐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原来以汴梁一带官话为标准的中原雅音，逐步被北方官话取代。近代时期汉语词汇最重要的现象是北方话词汇的发展，它与北京官话的流行和政治中心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明清白话文小说《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用北方话撰写，也有力推动了北方话词汇的发展和广泛传播。此外，鸦片战争以后的外来词，尤其是英语和日语词汇，大量被汉语吸收。在语法方面，五四以后句法结构复杂化，新兴用法包括新的插说法使汉语的结构趋向精密，丰富和提高了汉语的表现力。

    正如张世禄先生所说，世界上现有语言的历史，很少有超过一千年的。汉语历史之悠久，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语言望尘莫及。纵观汉语三千年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汉语虽然历经大规模封建割据、大规模夷族入侵、大规模人口迁徙，以至方音纷歧，但依靠统一的国家体制和意志，依靠表意汉字形成的稳定的向心力量，统一和融合始终是语言发展的主流，方言也成为汉语文化多样性的沃土。在数千年的演变历程中，汉语语音趋向简化，语法趋向精密复杂，词汇则依靠双音化的节律和字与字的意合，不断创造出丰富的本土词汇和外来意译词汇，形成万花筒般生生不息的人类语汇景观。

    以北京大学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和复旦大学张世禄先生的《汉语史讲义》为代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汉语史研究根基深厚，源远流长，中国也有非常优秀的语言学家。《汉语史讲义》的整理出版，展示了我国汉语史研究的新水平，我们期待在这一领域新人辈出、前景灿烂。

    （作者：申小龙，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