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诗路文化述论

    钱塘江是浙江第一大江，又名“浙江”“制河”“浙水”“罗刹江”“之江”“曲江”，有南、北两源。南源为兰江，北源为新安江，两源在建德市梅城汇合。上游流经淳安、建德，称新安江。中游流经桐庐、富阳，称富春江。其后流至杭州闻家堰，是为钱塘江，最后注入杭州湾。“钱塘江诗路”即是以“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为主线的一条文化旅游路线。这条路线以古人的诗歌创作为线索，兼备文献、文学与地理学价值。本文拟对钱塘江沿线历代诗歌进行梳理，研析其文学审美性，进而挖掘诗路所蕴藏的文化内涵。

    钱塘江沿线的诗歌创作

    现将钱塘江沿线的诗歌创作，以沿途所经流域为主线，作概述性梳理。

    其一，新安江流域，以描写新安江山水为主体，其中又以新安江之水为创作重点。如沈约《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洞彻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孟浩然《宿建德江》“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刘长卿《送杜越江佐觐省往新安江》“清流数千丈，底下看白石”，郎士元《送奚贾归吴》“水清迎过客，霜叶落行舟”。可以说，历代旅居于新安江畔的诗人们都对新安江之水颇为偏爱，他们钟情于江水之“清”，并倾力描绘。新安江之水在他们笔下被赋予了清澈、纯粹、澄明的内涵。他们对江水之清的书写，不仅是客观的描摹，也是对自身心志的写照，希冀自身在繁杂的俗世中坚守本心的清澈。

    其二，富春江流域，主要有七里滩之游、富春江之游与桐君山之游。其中，七里滩之游以严子陵钓台为主体，虽有如任昉《严陵濑》一类写景诗，但多数以怀古为主题，钦慕严子陵的高风亮节。如谢灵运《七里濑》“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许浑《晚泊七里滩》“荣华暂时事，谁识子陵心”，梅尧臣《咏严子陵》“终为蕴石玉，敻古辉岩陬”。这些诗歌或赞严子陵风骨，或陈归隐之心。富春江之游主要描写富春山水景色。如王维《送李判官赴东江》“树色分扬子，潮声满富春”，孟郊《送无怀道士游富春山水》“山浓翠滴洒，水折珠摧残”，吴融《富春》“长川不是春来绿，千峰倒影落其间”，将富春山水写得生动秀丽、青翠可爱。桐君山因药祖桐君闻名，所存诗作甚夥。如苏辙“多病未须寻药录，从今学取衲僧闲”，卢琦“碧桐花下觅神仙，白日山中遇樵牧”，黄淳耀“花开游子路，云泊野僧关”。桐君山在诗人们笔下俨然方外之地，被赋予仙人之气，飘逸出尘。

    其三，钱塘江流域，以钱江潮与六和塔为重点。钱塘江相关诗歌以观潮最为突出。如徐凝《观浙江涛》“浙江悠悠海西绿，惊涛日夜两翻覆”，刘禹锡《送元简上人适越》“浙江涛惊狮子吼，稽岭峰疑灵鹫飞”，罗隐《钱塘江边》“怒声汹汹势悠悠，罗刹江边地欲浮”，这些诗歌着意于钱塘江的壮美，极尽笔墨，写其豪迈气势。六和塔则集塔与潮为一体，如朱继芳《六和塔》“孤尖标白浪，层级上青天”，陈邦瞻《秋日登六和塔》“飞塔崚层耸碧空，七盘长压海涛雄”，朱崧《登六和塔观潮》“卷地北风起，天边涌雪涛”。这些诗歌中，登塔与观潮往往伴随而生，观潮是登塔后的水到渠成。诗人们取诸怀抱，被塔与潮的万千气象所感染，并由此提升了诗歌创作的境界。

    钱塘江诗路的文学性审美

    钱塘江诗路以沿线诗歌为基础，呈现出的文学性审美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朴素与华美并存。钱塘江沿线诗歌，既可以用白描手法，直观呈现江河山川情貌，引人无限遐想；又可以巧用诸多修辞，以绚烂的笔墨，形象描绘山水风神，通过文字给人以视觉冲击。前者如白居易《咏潮》“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焦循《渡钱塘江望六和塔》“晓来江上看西岸，一塔独红山树青”，屠应埈《桐江辞送沈子春尹桐庐》“桐君山在白云边，海雾初开江日寒”等，以朴笔客观描绘山川，晓畅清晰。后者如李白《横江词》“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吴融《富春》“水送山迎入富春，一川如画晚晴新”，杨万里《新安江水自绩溪发源》“泉从山骨无泥气，玉漱花汀作珮声”等，以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或清辞丽澡，或浓墨重彩，以诗人自身的感受相点缀，将山川风物写得生动有趣。

    其二，时空的碰撞与扩张。诗人们游历于钱塘江沿线，沿途山川不仅激发了诗情，也为其带来生命的狂想，这集中体现于时间的碰撞与空间的扩张。在时间维度上，诗人们与古今往来的人物、故事对话。如胡曾《姑苏台》“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范钦《六和塔》“山围吴子国，江落伍胥潮”，陈苌《醉书桐君山寺壁》“常笑羊公同湛辈，敢羞哙等伍韩生”等，不经意间，以有意味的意象人事怅望千秋，论学古今，强化了诗歌的表现力。在空间维度上，常以对比的方式，拉伸扩张，方位之间，视角多变。如张翥《登六和塔》“日生沧海横流外，人立青冥最上层”，陈邦瞻《秋日登六和塔》“凤凰台北休回首，禾黍千秋是故宫”，杨时《过七里滩》“拂云高雁倚风抟，下视平湖万里宽”，黄淳耀《登钓台》“雨流岩下钓，星动泽中天”等，或一南一北，或一在江河，一在青天，而人立于四方中，仰观俯察，与宇宙相感知，肆意汪洋，蓬勃潇洒。

    其三，情、景、意相圆融。钱塘江诗路上的诗歌创作，无论是以我观物还是以物观物，无论是源于现实还是骋乎想象，几乎都做到了情、景、意的融合。如沈约《早发定山》，以“夙龄爱远壑，晚莅见奇山”开篇，表明对山水的痴爱之情。其后数韵，描绘定山之美，以“标峰彩虹”“置岭白云”“倾壁斜竖”“绝顶孤圆”写定山情状与气象。后以“归海流漫漫，出浦水溅溅。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接续，江河之浩大、草木之自然，与定山之瑰丽奇伟交相辉映。由此转入芳草寄意，以“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结尾，表明自身虽沉浮于宦海，却系心于杜兰的归隐之意。全诗色彩浓郁，画面舒展，立意超拔，自然圆融。又如白居易《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江海漂漂共旅游，一尊相劝散穷愁。夜深醒后愁还在，雨滴梧桐山馆秋。”寥寥数语，以直白之笔，写旅居秋景、延绵愁思，诗尽而意无穷。再如刘长卿《余浦桥月下重游》，秋风飒飒，黄叶离别，青山朝暮，以带有萧条伤秋的实景与意象相叠加，离愁郁结，而末句“明日行人已远，空余泪滴回潮”则将情感渗透于文字间，又将郁结的情感通过“泪滴回潮”疏导排遣，别致而有韵味。这些诗歌，以情驱动，以景主导，以意点睛，三者联动，在不断地调和中臻于圆融。

    钱塘江诗路的文化内涵

    钱塘江诗路，不仅是旅游之路、诗歌之路，也是文化之路、精神之路。它在厚重的历史积淀中，蕴藏着深邃的文化内涵。

    其一，刚与柔的交融。钱塘江诗路体现的文化气质，既有“山花含雨湿”的温婉柔美，又有“铁马拥万铠”的刚烈霸气。一方面，钱塘江诗路上的山水，因江南特有的地理环境而显得温柔婉约。他们或清新隽秀，或梦幻旖旎。是苏轼笔下的“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行香子·过七里濑》），也是汪筠笔下的“今夜梅花城下宿，满船香雾梦回疏”（《泊严州》）。另一方面，历史积淀的人物与古事，又为山水注入刚烈之气。如新安江千岛湖有海公祠，为清廉敢谏的海瑞而建。富春江小三峡有子胥渡，因刚烈肝胆的伍子胥而得名。钱塘江畔有六和塔，在吴越王钱弘俶的主持下，为镇伏江潮而建，如将军一般镇守江畔。这种刚与柔的交融，历史与自然的交错，让钱塘江诗路拥有了无限的张力。

    其二，仕与隐的协奏。钱塘江诗路上的奇山异水，可以是理想的起点，也可以是理想的终点。有志之士于此出仕，怀抱天下；高蹈之人于此归隐，逍遥人生。朱彝尊《富春道中》曰：“霸业孙郎，高风严子，毕竟论谁胜。”孙氏父子与严子陵，是这二者的典型代表。陆游《泛富春江》：“双橹揺江叠鼓催，伯符故国喜重来。”孙坚、孙策、孙权父子三人起于富春龙门，开创霸业，于乱世中庇佑一方安宁，留下无数故事。张伯玉《钓台》：“先生有意羲皇外，不为林泉傲帝居。”严子陵与光武帝间的情谊让人羡慕，其本人外得明君，内修大义，不慕荣利，山高水长，遗泽后世。仕与隐，在这片山水中相协奏，为钱塘江诗路平添几许传奇色彩，增强了诗路的魅力。

    其三，英雄主义的情怀。钱塘江诗路最感心动耳处，便在于潜藏着的英雄主义情怀。无论是本土之人还是旅居之人，总不乏心系家国、为民生谋福祉的英雄。传说吴越王钱镠感于江潮决堤之患，行射潮之事，与“十万军声半夜潮”的钱江潮水相搏击。传说虽不可考，却足以说明钱镠本人的英雄气概。谢翱于严陵钓台哭祭文天祥，为之作招魂歌：“魂朝往兮何极，暮来归兮关水黑，化为朱鸟兮，有咮焉食。”其本人晚年仍在江浙一带组织“汐舍”“月吟诗社”，书写爱国诗篇。徐夜赞其“生为信国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邻”。生于富春江畔的郁达夫执着抗日，大义凛然，却在苏门答腊岛惨遭日军杀害。其兄郁华亦被敌伪杀害于上海，其母也因不吃日军食物饿死洞中，一门忠烈。郁达夫在《离乱杂诗》中慷慨陈说生平志向：“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这种凛凛人如在的天地英雄气横亘古今，壮大了钱塘江诗路的格局。

    综上所论，钱塘江诗路上，山川风景奇幻瑰丽，所存诗歌品类繁盛，具有丰富的文学审美性与深邃的文化内涵，值得引起充分重视。

    （作者：林家骊，系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