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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是一种口头诗歌，在文学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歌谣是诗歌的直系远祖，所有的诗歌形式——二言诗、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词、曲的体式和赋比兴等许多诗歌技巧，都是首先从歌谣中创造出来的。后来，作为人民集体口头创作的歌谣，是被排斥在文坛之外的。所以，绝大多数的歌谣作品因为不能及时记录，往往像风一样消失了，偶然记录下一点儿也极为零散。歌谣资料残缺不全，非常分散，所以全面研究歌谣历史的难度很大。
王娟教授的《中国民间文学史·歌谣卷》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歌谣史”，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歌谣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资料非常丰富，考证也相当深入，特别是以新的民俗学观点从新的角度来研究歌谣，往往有使人惊奇的新发现。
过去学界研究歌谣，一般从纯文学角度，只研究它的文学价值，只分析其文学特点。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歌谣的文学特点和书面的文人诗歌是大不一样的。这是因为歌谣是一种民俗文学，具有立体性的特点，是一种立体的文学。过去的纯文学研究忽视了这种立体性特点，所以是很不全面的研究。这部“中国歌谣史”正是在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这是第一次真正对歌谣史进行全面研究的重要著作。
王娟教授不仅对歌谣的文学特色做了艺术分析，而且对歌谣作为活的民俗文学的口传性、集体性、异文性、碎片化、实用性（多功能性）等特点进行了总体的、立体的研究。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文化工程，虽然她很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毕竟成果很少，而荒丘一片，需筚路蓝缕，从头做起，很多资料的寻找，在汗牛充栋的古籍中好比大海捞针，难度很大。但是作者终于很好地完成了她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有许多新的发现。
比如说，《诗经》是一部包容了众多歌谣作品的重要文献，过去只是作为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往往按字面意义牵强附会对作品进行了曲解。其实这些歌谣都是在一定的民俗语境中演唱的，作为歌谣史就需要对这些歌谣在原来的语境中进行解读。作者在这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外，此书对先秦诸子和史书中的歌谣如《虞人之箴》《丙之辰》《周宣王时谣》《成相歌》的语境、历史内容等都做了详细的立体分析。
比如，王娟对清代杜文澜《古谣谚》的编者进行了考证。她通过当时的日记、文集等文献，发现此书真正的编者是序言作者刘毓崧。因为杜文澜是很大的官——观察使、盐运使，公务繁忙，也没有多少学术著作，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从八百八十种经史子集中寻找出三千三百条民谣谚语，而仪征学人刘毓崧父子不仅有家学渊源，且博通四库，有许多著作。《古谣谚》凡例的署名者是杜文澜，而刘毓崧的《通义堂文集》中也收录了这篇凡例，并且特别注明“代秀水杜小舫观察作”。这篇内容有非常丰富的凡例，可见作者并不是杜文澜，而是刘毓崧所代写，杜文澜最多只是一个出题人而已。刘承干在刊刻《通义堂文集》时对刘毓崧的生平做了详细介绍，也特别说明《古谣谚》的收集、辑录、编选工作都是刘毓崧所做。李祥为此文集所写的序中也说刘毓崧在杜文澜府中教家馆时帮杜文澜编《古谣谚》的情况：“（刘毓崧）先生为纂《古谣谚》，月修数金，饔餐不继。顷观集中代杜撰序例，从容自适，略无愁窘之状，于是知先生为人谋忠，而于处己虽困弥亨……”
这里说得更为具体了，使我们知道，刘毓崧在杜文澜家中教书、编书时，每月只有很少的佣金，生活非常清苦，但是很好地完成了编纂《古谣谚》的任务。这篇序文更清楚地证明此书是刘毓崧的著作。而且，他的儿子刘寿曾也帮助父亲在纂集《古谣谚》上做了不少工作，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对此有所记述。这又是一个有力的旁证。所以王娟认为“《古谣谚》的真正编纂者应为刘毓崧父子”。
刘毓崧的凡例和附录，把古代关于民间歌谣、谚语的所有资料几乎收集齐全了，对于研究歌谣的基本理论非常有用。古代对歌、谣、谚的概念认识有一个过程，开始是比较模糊混乱的，只是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这样谣也是唱的了。其实，根据现代民间歌谣的流传情况看，民谣并不是唱的，而是只说不唱。我在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民间文学教材《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论证，其主要的论据就是《古谣谚》中的资料。当然，这些歌谣理论的资料很庞杂，也很混乱，需要好好整理、分析才行。事实上，《古谣谚》的谣谚本身就是只说不唱的——民谣、谚语都是只说不唱的，其内容的特点就是富有社会讽喻性和哲理性。这些都是歌谣的基本理论，通过歌谣史的研究，可以弄得更加清楚明白。
王娟的这部歌谣史著作，是一部很好的学术论著，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学术创新，值得研究和教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民间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同志注意。
（作者：段宝林，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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