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这个时代新的乡村底色

    当我们谈论乡村的时候，最难以克服的可能是对乡村的“固定化”理解和想象，对于没有乡村经验的人来说是如此，对于有乡村经验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比如我个人是在乡村长大的，但是我所熟悉的只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等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虽然年年回去，但对乡村的了解就不像在家乡时那么细致深入。现在文学界很多作家都在书写乡村，但是他们所书写的大都不是当下的乡村，而是他们记忆或想象中的乡村，比如莫言、贾平凹所写的农村，基本是七八十年代的乡村经验，而60后、70后作家所写的，则大都是八九十年代的乡村经验，很少有人能对当下中国的乡村经验进行整体和细致的把握。当然这里可能涉及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尤其是虚构性写作需要一个回忆、反思与反刍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写出来。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乡村一直处于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动之中，并且每个时期都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的新变是各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而当前开展的脱贫攻坚，则是最具当下时代特征的事件，可以说脱贫攻坚正在改变着中国乡村的整体面貌。但是我们理解脱贫攻坚的伟大意义，并不意味着我们理解它为中国乡村带来了哪些新变化与新特点。如何从乡村生活的内部逻辑来理解这些变化，如何将我们熟悉的农村与当下的农村建立一种有效的连接，这构成一个难题，对作家来说也构成一种挑战。

    或许应该意识到，我们熟悉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乡村经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和面对这一变化。对于某个“主体”来说，构成其生命体验的某种乡村生活的消失，可能会对之造成创伤性体验，从而产生对“失乐园”的永恒追求与感喟，或者产生“历史中间物”的生命意识，深感那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因而对历史和未来都有悲观或茫然之感。但如果我们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去观察与思考，也可能产生更加积极乐观的主体意识与情感。柳青之所以去皇甫村扎根，是因为他深刻意识到“合作化”所带来的土地关系调整和人际关系变化，将是数千年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经验。正是为了观察记录历史巨变中的新变化与新经验，他才倾注全部热情亲临正在发生变化的农村现场。从我们现在的视野来看，柳青笔下的乡村经验已经过去了，但正是由于他和同时代作家的书写，我们才能理解那个时代的乡村生活与时代精神。现在不仅鲁迅笔下的乡村经验已经过去了，路遥所写的“城乡交叉地带”也已成为历史。为什么“城乡交叉地带”这个术语似乎只属于路遥？因为在路遥之后，伴随着大规模农民进城打工，更多的“交叉”不是发生在城乡之间，而是城市内部。从《平凡的世界》所写的1985年，到现在已经35年。在这过程中，中国特别是中国乡村又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在文学中却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书写和呈现。

    近年来开展的脱贫攻坚行动，对于当代中国乡村来说，或许是相对于以往更加巨大、更具根本性的变革。“农村合作化”“包田到户”通过土地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结束了历史上私有制所带来的土地兼并与治乱循环，奠定了新中国土地制度的基础；“进城打工”解决了农民的迁徙自由，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工厂，为我国建设制造业大国提供了保障；新世纪之后为解决“三农问题”所采取的取消农业税、实施新农合等措施，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但与“脱贫攻坚”相比，这些政策措施所解决的是基础性或枝节性问题，而“脱贫攻坚”所要解决的则是根本性问题——也就是贫困问题。以精准脱贫的方式直接面对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人，这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新战略。

    在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我们以前所熟悉的乡村将会变得越来越陌生，我们以往所形成的乡村经验将会越来越“过时”，但这是我们所乐于见到的——可以说这是“共同富裕”改革理想和“小康社会”民族理想的初步实现。没有历史感就没有现实感，那些“过时”的经验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清醒地认识当前的现实及其变化。从鲁迅到柳青，中国革命为乡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柳青到路遥，改革开放也为乡村带来了巨大变化。现在我们正置身于另一个伟大的社会巨变之中，但如何观察、思考、记录这一社会巨变，也对当代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突破旧有的思维惯性和知识框架，重新认识和熟悉乡村生活，我们要像鲁迅写阿Q和闰土一样，要像柳青写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一样，要像路遥写孙少平和孙少安一样，深入到时代深处，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塑造出饱满生动的人物形象，描绘出时代变革的宏伟画面，为未来的历史留下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经验、情感与精神。

    （作者：李云雷，系文艺报新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