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乡村巨变,是基本事实,对文学艺术来说,更是新的创作源泉。无论是国家治理层面还是百姓生活层面,也无论是自然环境层面还是文化建设层面,在乡村所发生的一切,需要文学不断丰富、更加立体、持续深广的审美呈现。
这需要文学家置身其中,对生活“知情”——更热情的知情意愿、更深入的知情行动、更全面的知情观察、更艺术的知情书写。
这需要文学家诚恳专注,对人“知心”——更无碍的知心体贴、更细微的知心探访、更真切的知心表达、更开阔的知心发现。
进一步提升新时代乡村题材文学创作水平与境界,我们需要认真面对、努力认知并扎实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顺着乡村的节奏,调整创作的精神定位
“知情”“知心”首先需要文学家慧识超拔,“观往知来”“温故知新”。五千年文明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近一百年中共党史和七十多年新中国史的本质特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与未来,历史聚合于新时代中国,中国方案、中国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巨大的承载量和包容力,也具有清晰的目标选择和理想定位。脱贫攻坚决胜小康的实绩、“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逐步实现,都标识着时代脚踏实地开启新征程。对此,文学创作者参与并知情,是必然之事。
做新时代乡村的知情者,就意味着要从习惯性预设的“城乡对立”一类的单纯批判性乡村想象和观念中走出来,迈向生活的历史巨变中,感知跳动的脉搏,触摸内中纹理。社会主义中国的进行曲始终不变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也意味着“人民性”的创作题旨不可改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应该成为创作者的本分和自觉需求。只有这样才可能将创作落到“人”“人与人”“人与时代”的关系上。
如今的乡村中,人民是庞大的力量,是由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组成的,因为各种原因成为脱贫对象的是“人民”,摆脱了贫困的勤恳劳动者当然是“人民”,在乡村肩负使命日夜奔波的基层干部、对口支援投资合作的各方人士、乡村支教教师、产业园上班族、乡村文化设施与乡村旅游工作者、从事电商微商行业的新群体等,他们也是新时代乡村中的“人民”。来自人民的故事素材和可讲述的角度空前扩容,从某种程度上形成区别于既往以农耕叙事为氛围边界的新视域。而“人心”才是现实的镜子。时代生活的素材丰盛无比,“人心”就在其中。新时代乡村的人心样貌和人心所向,是新时代乡村文学的根魂所系。
怎样透过更复杂的“人”,照见更明澈的“人心”、写出接地气的“心声”?创作者面对新时代乡村和乡村生活中的人民,也许只能做好这样的调整:深入生活做知情者,扎根人民做知心人,先做亲人,再做文人。
不断调整创作的观照区间和创作者的精神定位,在内心建立与新乡村、新时代人民的关系,礼敬、亲近生活和人民,才可知心、交心,才可能揭示世道人心。文学之所以在日日更新的时间中魅力不朽,就在于永无止休地辨析并呈示情境、话语、世道、人心的“常”与“变”。
有待描绘出“最新最美的乡村图画”
现代文学的乡村形象,大致一面是环境封闭、丰收成灾、心智麻木等,一面又是田园牧歌之梦、怀乡悯农之所、寻根祭祖之托、乡绅精神之地。基于知识分子长期认同的审美趣味,这样的矛盾在乡村题材写作上几近定型,影响至今。一些年轻作家仍在以“现实乡村题材”的名义、以追求“人性深度”的先验意向表达致敬、进行仿写,将这类“深刻”的套路式写作视为现象学研究,归于“历史化”范畴。还有一种来自大众趣味的乡村文学,在继承发展中常有偏离,淡化本该保持的时代感应,喜感配菜色彩盖过实感主菜味道的情况常有发生。
不过,柳青《创业史》、路遥《平凡的世界》式的正典创作方法,根植百姓、着眼大势,从生活质地生长史诗品格的创作,应该是新时代最可参照的创作资源。
这两部现实题材杰作,地方经验、家国格局、世界视野都在,从上层建筑变革对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到城乡发展大势对人的观念的革新、活动空间的拓展(徐改霞差不多是新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产生进城务工意识的文学形象、孙少安的离乡闯荡在那个时代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再到“新人”与犹豫者的成功塑造,乡村形象的历史逻辑是充分的,审美逻辑是有力的。
以往简单化、概念化的矛盾设置模式,可能不适合当下的乡村故事实际。如今的乡村,在政治格局、风俗样貌、人物性格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村振兴的时代,在夯实基础农业之上,正向四面八方伸展乡村的形象场域。不要说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从未有过,乡村中那些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返乡人士的见识、年轻子弟的文化水平和视野、下派帮扶干部与本地基层干部的文化层次和干事劲头,都是乡村新出现的“软实力”。与时俱进的不仅仅是文化,还有法制、教育、医疗、贸易、交通、物流等等这些几乎未曾在传统乡村彰显过的要素,在新时代现实中,却都是深深影响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乡村“活态”……现在的乡村题材写作,需要向时代、向生活、向人民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创作的空白还有太多,还有待作家描绘出“最新最美的乡村图画”。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有了《经山海》《花繁叶茂》《乡村国是》《海边春秋》《战国红》《高腔》《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延安样本》等具有新时代情境气象、精神气韵、人物气质的乡村现实题材力作。新时代城乡一体格局,突破、打散了对农耕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固态装置,新发展理念在乡村的落地程度丝毫不亚于城市,这一切从百姓层面都落在“过日子”上。而从文学创作角度而言,其中包含着“人”、人的活法、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从创作者个人形象定位上,将新文学传统为国民“立人”的单向愿望,转换成创作者与时代、人民交互成长的关系,也许是更为切要的课题。
这就需要我们的创作居于乡村文学史的发展前沿,实实在在进入新时代的内部与细部,真真切切地理解新时代的广度和深度,有着无穷的发现,生发出无尽的感触,寄寓天地格局、天下情怀。在新时代,“新人”写“新人”,寻找新的语感,更新话语系统,并向历史纵深处探勘,写出内在律动足够活跃、形象系统足够丰繁的新时代新史诗。
(作者:施战军,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