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只有走向人民，才能真正热起来

    黄东成先生虽已是耄耋老人，从事诗歌创作有七十年，但他精神依旧、诗兴依旧、诗观依旧。新版的三卷本《黄东成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精选了诗人近十几年来的新诗、散文随笔与文艺杂谈，可以鲜明读出诗人诗性与思想“在迸发”的状态。

    文集中收录的诗，都是诗人后期的作品。黄东成的诗均具有鲜明时代印记，他自觉地将自己的诗应和时代节律而汇成时代旋律。诚如诗人吴奔星评论说，黄东成的诗总是以强烈的时代感迫使读者跟踪他所走过的脚印，倾听他所感受的声音。

    读黄东成的作品，有一种突出感觉，即他的“在场”意识特别强，或者说，他有着强烈的现实存在感，强调诗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合适站位，而他也在对人类文化精神与文化经验的反映中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因此，他的诗文首先表现的是自己与时代精神、民族经验所发生的密切关联。其实，中国现实主义诗观一直就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人的使命与职责，即在于如何承担与解释个我与时代、现代的关联。西方诗论家艾伦·退特在其《诗人对谁负责》文章中也指出：“诗人的任务本来很简单，那就是反映人类经验的真实，而不是说明人类经验应该是什么——任何时代，概莫能外。诗人对谁负责呢？他对他的良心负责……”真正的诗人，是历史进程的书记官。新诗如果只是关注我们生存的世俗现实，而不关注非现实的精神世界，他的诗也就只能滞留在所谓的“实在性”上。黄东成始终坚持着这样的观点，新诗的现实主义应该体现在精神价值上，表现出民族的内在精神气质与憧憬，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旋律。

    新诗的出路在于向传统学习，这显然不是一个需要求证的问题。如果新诗一味对西方诗歌盲目崇拜，背离中国最值得骄傲于世的古代经典诗歌的正道，那么只会导致新诗趋于理性化与神秘化，从而断裂了与传统的联系，新诗的道路将越走越窄。黄东成尤为注重对诗歌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他的《谒李白墓》是一首百行长诗，诗在第五节中写道：“你黄土覆盖的墓顶，/长满蓬蓬艾草，/据说唯你墓上的艾草可以入药。/凭着你的仙气，/能够医治顽症，/治软骨病，/治僵化病，/治灵魂霉变病，/治恶性西化病……/我虔敬地摘一株艾草走出墓地，/我要用它治疗我的诗情，现代新诗必须扎根民族基地。”面对新诗口水泛滥和浅表文字狂欢的折腾，面对一些新诗的诗性与诗意的流失，他旗帜鲜明，坚决反对那些轻率地否定我国几千年古典诗歌传统的“伪现代派”诗人，大声疾呼“现代新诗必须扎根民族基地”。

    新诗是人类高贵精神的神圣器皿。然而当前一些诗人一味搞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实验，对诗歌没有敬畏心。黄东成是个老诗人、老编辑，还是个为捍卫诗歌尊严而战的斗士。他一向坚持：“诗还是应该让人看懂的。诗歌如果不能将读者的心灵撼动，便不能称其为诗了。诗不是语无伦次的呓语，不是巫术，不是箴言，纵然描写梦境，诗人却必须格外清醒。”“让人一览无余的诗，并不一定是好诗，下决心让人不懂的诗，必定不是好诗。”“新诗只有走向人民，才有生命力，才能真正热起来。”

    读黄东成的诗，让我认识到，诗人应该是一个回到生命本真的人，进入澄明之境而童心灿然的人，精心呵护人类良知和尊严的人。诗人的使命是提升诗歌精神品级，强化诗性精神而培育博大情怀与高贵心灵。

    （作者：王志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