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版人的版本故事

    【光明书话】

    版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版本是相对于作品而言的，它与作品相关联，又游离于作品外。作品是作者的创造，版本是出版人的安排。对各种版本的喜爱，体现了出版人的不同价值观和审美观。当然，出版人作为读者，那是有限选择；而作为编者，却能创造无限。

    我喜欢比较同一图书的各种版本，这种喜好还影响了我的出版行为。

    在我的书柜里，大概有10个以上《论语》的版本，7个《乌合之众》的版本，还有包括最新版在内的7个版本的《回到马克思》……因为对版本的酷爱，我们江苏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传播史。另外，我们还将翻译出版反映毛主席语录全球传播情况的《红宝书》传播史。

    从时间的维度看，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时期的版本，比如《红楼梦》的“脂本”和程本。“脂本”又分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列藏本、戚序本、戚宁本等，“程本”又分“程甲本”“程乙本”。当代出版人又根据以上版本出版了各个出版社自己的版本，而我则偏好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1982年初版的、以庚辰本为底本的《红楼梦》。

    从稿件完善的维度看，有因为作者不断对作品修改而形成的第一版、第二版直至第N版，比如《围城》。从一定程度上讲，一部比较优秀的作品能够不断受到读者欢迎，市场反应良好而作者又在世，作者往往会对作品进行反复修改，直至做到内容尽善尽美。比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第四版。该书自首版以来已近20年，作者每次修改都使作品有一次新飞跃。作者不是要求多部著作出版，而是希望给后世留下一部相对完美的书。百部一次印刷的著作远不如一部百次重新印刷的著作对后世有意义。

    从语言的维度看，一部作品还有中文版、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如《共产党宣言》。一种语言原创后的作品翻译为多个外文版本。这种情况表明一部作品在全球和不同语言国家受欢迎的程度。同样的例子还有上文所述的《回到马克思》。该书出版后受到很多国家学者的欢迎，分别出版了俄文版、英文版、德文版和韩文版。笔者还于2018年底去首尔参加了韩文版的发布会。

    与上述情况相反，就是一部作品的同一种语言多种的不同翻译版，如《乌合之众》。我比较了《乌后之众》的七种、六家中国出版单位的不同版本。我觉得这种情况比较怪，也比较罕见，其背后包含的信息量比较大。首先说明需求比较大，否则不会众多人翻译和众多出版社出版；第二，市场远远不能满足；第三，要么作者授权混乱，要么版权进入了公有领域，查《乌合之众》一书作者，勒庞确实已逝世超过50年；第四，翻译有优劣，原作不满意，不断要求重翻。

    从销售的维度看，有精装本、平装本、袖珍版，还有大字版、小字版，以及少量毛边版。以《论语》为例，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版本。我特别喜欢搜集《论语》的各种版本。特别有意义的是，日本人特别喜欢袖珍版（又叫口袋本），且大众读物基本以袖珍本为主，而我们国家读者特别不喜欢，即使引进，也要变成正常版。唯一例外的是语录体。全球一度畅销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基本上是口袋版；而《论语》的口袋版事实上也很实用。我最早买的《论语》128开版本的袖珍本是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后来我又有了另外128开口袋本的《论语》，那是孔子基金会送的。5、6年前，我常去北京人定湖凤凰台饭店，孔子基金会也在饭店里办公。基金会给每个房客和食客免费送袖珍版《论语》和《道德经》，其他人不要的统统归我。尽管我十分疑惑于孔子基金会居然也送《道德经》（也是口袋本），但我还是每次照拿不误。我不嫌多，我觉得送别人袖珍本《论语》是造福朋友。

    我喜欢精装版，即使是出版间隔时间很短。如果我刚刚买了平装版，不久就看到精装版，我也喜欢再买一本精装版而后悔买了平装版。我喜欢带着书到处读，因此不喜欢随身携带后出现破损。然而，很多读者与我相反，他们不喜欢精装本。中宣部梁言顺副部长、郭义强局长以及江苏省委宣传部徐宁副部长更喜欢平装本。他们的理由是：携带的图书要轻盈、能弯曲，并能挤放在狭小的包包里。我也喜欢保存精装本。常常是精装本后出，于是我往往拥两个版本。比如当年漓江版的《局外人·鼠疫》平装本先出，我就买了平装本，不久在书展上看到精装本，我又买下。同样情况也适用于人文社上中下三卷平装的《红楼梦》和精装上下两卷的《红楼梦》。事实上，平装本就被翻烂了。译林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精装本《社会契约论》，于是我就有了硬皮、软皮译林版《社会契约论》和何兆武商务版平装本《社会契约论》。

    最后一个纬度，就是现在还有所谓的纸介质版、电子版、网络版等。这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同版本，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作者：徐海，系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凤凰传媒股份公司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