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先生的精神遗产

    【读书者说】  

    叶秀山先生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批判精神体现在他学术思考的彻底性，他思考思想本身。他在哲学所工作了60年，从1956年到2016年，最后倒在了写字台上，那上面还有他当晚读柏格森时所记下的未完成的笔迹。

    60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只思考思想本身，与其说这是毅力，不如说是对思想本身浓厚而持久的兴趣。没有兴趣的毅力不值得提倡，有思想兴趣的毅力是一种精神的奢侈，这种奢侈本身就是美的、高雅的品位，这就是叶秀山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思想特点

    这些精神遗产已经问世，201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叶秀山全集》12卷。叶先生60年的著述有以下的特点：

    虽然带有写作时代的烙印，但他的文字，始终朝向各个时期复杂而困难的学术前沿问题，德国古典哲学自不必说，这是他的思想大本营，但他的学术成就远不止此。20世纪80年代初，他出版了专著《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这在国内是开创性的。更值得赞叹的，还在于他1988年出版的研究现象学的专著《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这是新时期国内现象学研究领域最早的专著之一，着眼于海德格尔晚期思想。当时研究资料困乏，而现象学问题本身极其艰巨，叶先生看准了这个问题的前沿性，就已经预兆着他的成功，这是一部质量极高的著作，得益于他深厚的西方哲学基础，尤其在于他精通德国古典哲学，这是一次非常漂亮的学术转身，之后又有第二次重要转向：他从现象学研究中发现了当代法国哲学这块当代哲学绕不过去的“思想金矿”。

    从90年代初开始，他相继发表了以《意义世界的埋葬：评隐晦哲学家德里达》为标志的一系列相关领域的论文，福柯、列维纳斯……都是他关注的对象，他又是最早——我指的是他抓住关键人物和关键问题的能力以及思想的深度。例如，他评述福柯的《这不是一支烟斗》所引发的艺术—哲学—批判形而上学的复杂学理问题，我曾就此向他请教，我说福柯此文很难理解，叶先生加重语气：“非常难！”但他写得清楚明白、得心应手。我琢磨为什么？得出的答案是，在于叶先生以上的研究路径：古希腊哲学是“大基础”，德国古典哲学是“基础”，这两大基础在理路上扫清了理解现象学的“路障”，而对于德国现象学理解的深度，又决定了研究法国当代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度，这就像盖一座学术高楼，基础越稳固，高层的思想风景越是清晰美丽。

    叶秀山先生深知“哲学体系”的时代到黑格尔已经终结了，但在他那里，按照他自觉发现哲学前沿问题的思路，无形中发掘出不同的哲学新问题，他是沿着问题走的，问题思考到哪个领域，就是那个领域里的哲学问题。于是，他的学术兴趣，又转向宗教与科学。他敏锐地发现，按照旧眼光这“势不两立”的两个领域之间，有着微妙的互生关系，这已经是一种“打通”。到了晚年，叶先生以他深厚的西方哲学基础，审视中国古代思想，自然而然会与专门研究“中哲史”的学者眼光不同，方法论上的差异使得他在阅读同样文献时，能发现古人思想所隐含着的别的线索，从中建立起另一种“因为—所以”关系。

    由于以上，不难理解叶先生极善于抓住哲学史上重要哲学家之间相互批判的“问题转化与演变的历史”，他用独到的汉语表达方式，转化晦涩的西方哲学概念术语。他的论文《论海德格尔如何推进康德之哲学》，是他最重要的论文之一。他举重若轻，这篇万余字的文章逻辑线索非常严密，它对读者有很高的要求，只懂康德或海德格尔，都不行。

    叶先生是博览群书的学者，他嗜书如命，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叶先生是哲学家，因为如上所述，他善于打通不同哲学家、不同思想领域、不同时代的重大哲学问题之关系，他不是“照着说”，而是“接着说”。

书写特点

    叶先生的著述，除了以上的思想特点，有必要分析他的书写特点，也就是他的写作风格。很多学者都忽视了语言本身就已经在“沉默地”显露思想。我这里所谓风格问题，绝非只是修辞问题。当我们说“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时，我们不仅在表达一种通常人们都会认可的常识，而且在表达一种传统哲学认为理所当然的习惯看法。当我们质疑这种看法时，意味着哲学不仅用概念思维，而且要把概念还原为词语，这里的哲学变革意义在于：即使我们意向同一种观念的时候，用汉语（象形—表意文字）写哲学与西方语言（拼音文字）所传达的意思，是不同的。用学术语言说，语言载体在试图表达“含义”时并非透明的或直接的，因为要借助语言载体，而后者自身就在显露“意思”。换句话说，我这里加引号的“含义”其实是后者的“意思”，而在两者之间天然存在着差异。“表达什么”取决于“怎么表达”，汉字和拼音文字各是一种“怎么”，相互之间的鸿沟不可能完全填平。中国学者写“西方哲学”，已经在翻译，不可能是A=A的“同一性”翻译，而是创造性的（增加或减少原义）的书写过程，这是事实上的效果，与我们纯粹的理解初衷无关。

    叶先生独创了用汉语写哲学的个人风格：短句式，多引号，我们已经难以区分这是用汉语写“拼音文字”还是相反。由于他书写的是西方哲学思想，现成汉语词汇中缺乏“西哲”概念，这是中国学者表达“西哲”的最大困难之一，叶先生显然也遇到了这个无法绕过的表达困境，他的书写哲学的风格，就诞生于这种困境。他的写作“风格”并非出自他的刻意，而是他想清楚地用汉语表达“西哲”，就形成了现在的“样子”。他的“引号”有多重作用：第一，同样的词用汉语说出来（例如“存在”），往往是日常经验意义上的。用引号，意味着“西哲”的同一个词语的“非经验用法”。第二，用“引号”隔离出哲学的思考方式，与其说这里是意犹未尽的思想在发散，不如说叶先生在这里试图精确、清楚地表达。第三，由于以上的原因，引号里的汉语字眼，哲学味儿更浓，它是对汉语的“哲学改造”。

    我们都在用汉语写“西哲”，叶先生的书写风格与我们不同，是由于他的精神天性（每个人都有，但各不相同），它是一种私密的思想自由，甚至在发端上处于瞬间的无语言状态，只要它落实到笔端，语言表达形式就会自发的带有个人的精神密码。只有独创精神的人，才有可能显露具有鲜明特点的个人写作风格，而平庸的思考者，往往不具有创造风格的能力。

    那么，也可以说，叶秀山先生的汉语哲学书写中，含有很多有待于我们破译的思想密码。就是说，除了字面意思，还有暗含的别的意思，它隐藏在12卷《叶秀山全集》之中，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作者：尚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