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调聚焦与词学进境

    编者按

    词之为体，首在词调，每个词调都经历了历时性的演变，有其特殊的形式。理解和把握词调的源流变化及其格律特征，是词学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围绕词调进行词学研讨，自词体产生之初就已开始，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皆论及词调。元代以降，词乐失传，作为与音乐紧密结合的文体，词体创作的规范随即面临混乱的危机。词如何保持其形式外壳，是其继续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张《诗余图谱》承担了这一使命，此后词调研究不断升温，取得了显著成果，支撑了明词的重振，并推动了清词的复兴。历代词调研究对于当今词学发展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在历史、文化、观念、审美等研究视角已然相当丰富的今天，加强词调研究不仅势所必然，大有可为，而且将由此迎来词学研究新的进境。本期刊发的这组论文，分别探讨了词学史上的词调聚焦现象、移字变拍与词调体式的关系和近代词学家吴克岐的词调观。这对词调学研究的深化均有推动作用。（朱德慈）

    在词的文体规范重建期，将视点聚焦于词调本身，仔细研究每一调体的格律规范，并以“调有定格、句有定式、字有定声”为原则，进而发现词体的诸多特征，由指示初学上升到文体学研究的层次，是词学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词调聚焦风气的高涨，推动了词谱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词选和词谱的互动，促使词名之学兴起，词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发展进步，不断取得新的进境。

    首先，词调聚焦推动了词谱的产生和发展。周瑛《词学筌蹄》是最早的格律谱，“以调为主”编纂，可以说词谱的产生就是词调聚焦的产物。张《诗余图谱》，首刻于嘉靖十五年（1536），是词谱史上真正奠定格局的撰述，倡举词调“定格”的概念：“词调各有定格，因其定格而填之以词，故谓之填词。”（《诗余图谱·凡例》）将目光聚焦于每个词调，为其制作格律规范，是词谱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词谱发展的基本动力。《诗余图谱》确立“字数”优先的制谱思路带来列调方式的革新，小令、中调、长调三分法由此确立。三分法仅从文字格律角度讨论词体，其缺陷很明显，如朱彝尊认为：“宋人编集歌词，长者曰慢，短者曰令，初无中调、长调之目。”（《词综·发凡》）万树说：“若以少一字为短，多一字为长，必无是理。”（《词律·发凡》）但三分法提供了字数篇幅的切分标准，便于操作和论述，故出现之后成为词学研究的高频词。张首创以字数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词调“调、段、句、韵”四个层级系统，成为后来多数制谱者所遵循的体例。

    此后的词谱编纂皆以词调为聚焦核心，而以词调增广和辨析为首要任务。万历元年（1573）徐师曾编刻《文体明辨》，其中《诗余》对于词调异体进行列谱：“若句有长短，复以各体别之。”（《文体明辨·诗余序》）用“第某体”的方式为词调另体制谱，体现其对词调的研究更为精细，将图谱由150调增至307调450体。清初赖以邠《填词图谱》增至545调682体。康熙朝万树《词律》辨析词调号为精审，增至660调1180体。词谱的集大成之作《钦定词谱》，又增至826调2306体。咸丰朝编定之秦《词系》，增广词调多达1029调2200体（针对《钦定词谱》辨体过繁有所合并）。四库馆臣总结词谱编纂说：“今之词谱，皆取唐、宋旧词，以调名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句法、字数；取句法、字数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平仄。其句法、字数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又一体；其平仄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可平可仄。”（《四库全书总目》卷199）文字格律谱制作聚焦于词调比较，要点有二：一为同调词互校，得出句数、字数，分清段、句、字的异同，辨别词调异体；二为同调词中字数、句法相同者互校，得出平仄运用的规律，对可平可仄等可通融处作出判断。词调聚焦作为词谱编纂的主要思路，执着于调体的形式辨析，不可避免会压抑词体的文学性因素。但正因为词谱聚焦于词调，讨论各调之音律，使得词体的形式外壳得以重建和完善，从而使之成为专门之学。

    其次，词调聚焦促进词选和词谱的互动。词调聚焦的观念兴起之前，词选按时间先后为序、以作者为序、以内容题材为序、漫录等方式来编纂，体现出对文体形式之外特征的高度关注。《诗余图谱》刊行后，深刻影响到词选的编纂思路，尤其通过《草堂诗余》重编本的制作得到推广，以词调为纲目的编纂体例渐次成为主流。选家采用分调体的方式选词，由单纯注重内容转而关心格律形式。词调聚焦的编选理念，使选家的关注重点转向格律规范，进而推动词坛风气转向对词体形式的重视，使词体走回规范化的道路，使创作有所依据。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按三分法依调选词，同调词汇列，按照字数由少至多之序展开，将词的格律谱的最新观念用于选词，对于推动词体的探讨以及词体格律的重建意义深远。《类编草堂诗余》刊行以后，明代中叶以迄清初，分调本取代分类本，渐成词选主流。这股关注词调本身的潮流，正是词谱对词体规范予以重建之后的反响。从此以后，词选推动词谱的完善，词谱指导词选编纂的互动关系更加明显。

    基于词调聚焦的立场，词选在体例和形制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体现了对于文体形式的高度关注，将之作为选词的重要乃至主要标准。词选词调聚焦的进一步发展，就与词谱极为接近，表现为谱、选难分的形态。甚至可以说，趋向于订谱的词选可以称为“谱体词选”或“选体词谱”。如崇祯初卓人月、徐士俊编《古今词统》，以词调字数为序编列，是万树《词律》的文献依据之一。清康熙间沈辰垣等编《御选历代诗余》也是一个显例，作为大型通代词选，其体例参考《词律》而订，以字数多寡列调分卷，以“又一体”标注词调异体，并辨析调名。编纂时甚至考虑过以选代谱：“诗余原有图谱，与旧词多有未合，是选广搜名作，注明各体，故不另立图谱。”（《御选历代诗余·钦定凡例》）《历代诗余》选录1540调（含又一体）9000余首词，《四库总目》认为其“可以为倚声之律者”。后康熙钦命再撰词谱：“既命儒臣，先辑《历代诗余》，亲加裁定，复命校勘《词谱》一编。”（《钦定词谱·御制词谱序》）可见词调聚焦观念盛行之后，词选和词谱之间互相取资，相因为用，这种频繁互动不仅提高了彼此的编纂质量，而且促使词学探索向更为深细的方向发展。

    再次，词调聚焦促使调名之学兴起。词调经历长期发展演变，数量不断增长，异名异体现象日益复杂。词调聚焦促使调名成为专门之学，自《诗余图谱》始，辨析调体就不能绕开对调名源流的考辨，从简要介绍到系统梳理，调名之学一方面寄身于词谱而不断开拓完善，另一方面也形成专书。董逢元《唐词纪》卷首载《词名征》，将所收120个词调列出，调名下加注释，或溯调名起源，或区分体式，开专论调名之先河。明末逸史蝶庵《牖日谱类编》、沈际飞《草堂诗余四集发凡》皆对调名做过考释。而有系统成规模诠解词调名的专书，则是清初毛先舒的《填词名解》。此书以调名为纲目，摘拾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王灼《碧鸡漫志》等相关文献，并进行辨析，系统整理出词调命名的十三个类别：以词中所咏之事物为调名、以词中之情意为调名、以词中之字句为调名、以句举词名调、以全篇之字数为调名、古乐府名、教坊乐曲名、取古人诗语以为调名、以宫室门庭为调名、以地名作调名、以人名作调名、自度曲、以词中句法为名。刊行于嘉庆二年（1797）的汪汲《词名集解》六卷、《续编》二卷，收调名凡1173种（含同调异名），规模大为扩展。其编纂之法与毛先舒“因藉”之法一致，据书摘录并汇集，以明词调名之创始、得名、变化。乾隆末年《词律》《钦定词谱》《九宫大成》等书已通行，其资料条件大为改善。汪汲还扩展文献查考范围，对唐宋史志、野史稗说、词谱、曲谱均加引述。

    调名之学的兴起对词谱编纂和词体格律探讨帮助很大。疏解调名是词谱编纂必须完成的任务，调名演变意味着格律的演变，因词调聚焦而将研讨重点引导至调名之学，从而促成了其间相因互补的历史因缘。秦《词系》即得力于调名之学，他能考清源流，根据词名关系决定排列词调顺序，避免《词律》考据不详之弊，在处理调名关系时更为周到。如以宫调体格分别偷声、减字和令、引、近、慢，而《词律》将在调名上加偷声、减字、引、近、慢等的词调类列在本调之下，而忽略了格律上的不关联；《钦定词谱》完全按照字数来分列，又切断了词名之间的联系。秦提出“以体格为主”的标准，将有格律联系的词名类列，而与本调无格律联系的分列。

    明嘉靖以来，词调聚焦观念兴起，以词谱、词选为载体不断强化这一观念，从而扭转了词学发展的方向。从明嘉靖间起，明词发展进入日渐兴盛的轨道，明代词学不断取得突破。以此为基础，清初词坛的词调聚焦强化词学批评的格律意识，并最终形成清词复兴的繁荣景象。词调聚焦不仅在明末清初词体形式外壳的重建期起到关键作用，而且在词学发展不断迈向成熟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深化细化，词调聚焦与词学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词学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作者：江合友，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