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井昭阳与《楚辞玦》

    日本学者注释《楚辞》，至江户时期开始出现。代表者有浅见斋（1652—1711）《楚辞师说》、芦东山（1696—1776）《楚辞评园》、冈松瓮谷（1820—1895）《楚辞考》等。其中以龟井昭阳（1773—1836）《楚辞玦》最富有创见。

    龟井昭阳是江户时期的儒者，筑前福冈（今日本福冈市）人。其父南冥（1743—1814）为江户时代中期大儒荻生徂来（1666－1728）开创的“萱园学派”儒者，亦是医者。南冥1778年（安永七年）被福冈藩提拔为儒医，1783年（天明三年）被任命为甘棠馆祭酒。甘棠馆是福冈藩东西两所藩校之一，被称为西学，另一所是东学修猷馆。1791年（宽政三年）幕府发布“宽政异学之禁”，禁止在官立学校讲授除朱子学之外的学问，南冥也在1792年（宽政四年）被解除祭酒一职。此事与福冈藩内部的政治斗争亦有关联，南冥自任狂狷，性豪放而事直言，也许是祸端之源。之后开办私塾培养许多弟子，但在府邸与家塾不幸遭受火灾之后，南冥精神日渐消靡，1814年（文化十一年）因新居起火而丧命。著述有《论语语由》《金印辨》等，后者系对福冈郊外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倭）奴国王”金印进行的考证研究。

    南冥长子昭阳少注经书诸子，颇显才华，1792年（宽政四年）继南冥任甘棠馆教导。1798年（宽政十年）甘棠馆遭火灾化为灰烬之后，又被福冈藩趁机阻挠重建，最终停办。昭阳继承父亲家塾专心教学与著述，培养了很多弟子。著述除《毛诗考》《左传缵考》等四书五经的注释之外，还有赋集《东游赋》等文学作品。

    《楚辞玦》以龟井家塾的《楚辞》讲义为基础而著成。田宫昌子《龟井昭阳〈楚辞玦〉解题及〈离骚〉篇定本（附校勘）》（《宫崎公立大学人文学部纪要》2017年第25卷第1号）指出，昭阳日记《空石日记》记载了从1821年（文政三年）3月至4月讲授《楚辞》，从1834年（天保五年）至翌年执笔《楚辞玦》的情形。据《空石日记》记载，因家塾学生请昭阳讲授《楚辞》，所以昭阳向弟子香江道革借《楚辞灯》而彻夜阅读，翌日开始讲授《离骚》，一个月后便讲完了《楚辞灯》所收录的诸篇。不过《远游》《卜居》《渔父》，虽收录于《楚辞灯》，但未见讲授的记录，可见昭阳似乎不太重视这三篇。

    《楚辞玦》未付梓，只有抄本流传。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阪大学、国士馆大学、二松学舍大学的附属图书馆，九州大学中央图书馆逍遥文库等均藏抄本。此中，阪大本、国士馆本与京大本，黄灵庚主编的“楚辞文献丛刊”均有收录。

    阿部隆一《龟井南冥昭阳著作书志》（《斯道文库论集》1979年版）比较庆应本、京大本与阪大本，认为京大本与阪大本属于同类。朱新林《龟井昭阳的楚辞学成果——以〈楚辞玦〉抄本为中心》（日本“SciencePortal China”网站2015年收录）认为，庆应本、阪大本、国士馆本属于同一系统，京大本为不同的系统。前述田宫论文及野田雄史《龟井昭阳〈楚辞玦〉解题》（日本文部科学省科研费报告书《江户、明治时期的〈楚辞〉诸注解题》收录）详细比较了以上抄本。田宫根据《离骚》篇题下注的不同，把阪大本、京大本、国士馆本列为甲类，把九大本、庆应本、二松本归为乙类；野田指出国士馆本虽与庆应本、九大本系统相异，文字却屡屡一致，反而京大本与阪大本文字稍逊，因此以庆应本为最佳。

    《楚辞玦》未收《惜誓》以下的汉代作品，收录作品与《楚辞灯》相同。因此，稻畑耕一郎《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江汉论坛》1986年第7期）、朱新林《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龟井昭阳〈楚辞玦〉写本考》（《图书馆杂志》，上海市图书馆学会，2012年第7期）等推断《楚辞灯》是《楚辞玦》的底本。对此，田宫认为以《楚辞灯》为底本而用1750年（宽延三年）庄允益校刊《王注楚辞》进行对校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也很难否定以庄允益本为底本的可能性。

    龟井昭阳与南冥同属“萱园学派”。“萱园学派”所主倡的“古文辞学”，取名于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明古文辞派，力主学习秦汉以前的古文措辞而使之成为个人掌中之物，不依注释直接精读经文，从而接近圣人之意。《楚辞玦》注解也基于古文辞学，竹治贞夫《楚辞研究》（风间书房1978年版）指出其特色为“透彻的合理性”“用古代文献征引确切的证据”，修辞方面也多“确切而锐利”之指摘。书中多见其治学的严谨态度，如竹治贞夫举《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四句之例，本是《天问》中最为难解的难题。王逸注前两句为“该，苞也。秉，持也。父，谓契也。季，末也”，释为商汤王兼具先王末德而继承父祖的伟业，后两句解为“有扈氏灭夏后相之后，相之遗孤少康为牧正而牧牛羊，终于灭有扈氏，恢复夏朝”。洪兴祖《楚辞补注》则把前半与后半连起来，释为“夏后启兼具禹的末德，禹善之而与天下，有扈氏嫉妒而欲伐启，反被启伐，结果成了牧竖”。朱熹引《补注》之说认为“该”字或是“启”字之误，但对此章整体却言之“未详”。林云铭《楚辞灯》依《补注》之说提出新解，认为“有扈氏因战争疲弊而亡国，其后裔变成了牧竖”。昭阳则说：“自此四章，故事全灭，不可臆说，并阙疑可也。古注断断支离，林氏亦凿，而曰无疑可阙，咄将以谁欺乎？朱子皆曰未详，是真实无妄。”王逸自不必说，连《楚辞灯》之说也不取，支持朱子却不取“该”为“启”之说。后来，王国维把“该”断为见于殷墟卜辞的王亥，至今已成定说。昭阳在此之前便已看破旧说失诸正鹄，别具只眼，令人惊叹。

    令人遗憾的是，《楚辞玦》并未全面完成。尽管如此，作为汇集日本儒者独特见解不可多得的《楚辞》注释，作为了解日本江户时期《楚辞》教学的原始文献，龟井昭阳《楚辞玦》的价值弥足珍贵。《楚辞玦》今已收入黄灵庚先生主编的“楚辞要籍丛刊”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是第一次以整理方式在中国面世，相信会受到中国学者的欢迎。

    （作者：大野圭介，系日本富山大学人文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