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素有翻刻汉籍的传统,其刻本一般称为“和刻”。和刻之于《楚辞》也不例外,如汉王逸《楚辞章句》(《章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补注》)及朱熹《楚辞集注》(《集注》),都是研究者必读必备之书,于是日本学者花大力气,加以翻刻。
一、和刻《章句》本:和刻《章句》易名为《王注楚辞》,翻刻于日本宽延三年(1750),校刻者为“庄允益”,故称为“庄本”。庄氏,姓庄田,名益恭,字子谦,通称平五郎。《章句》系庄氏年五十四岁时校刻,属其晚年之作。
庄本卷首有明王世贞序,次为其师服元乔题识,次为庄允益自序,次《凡例》,次《目录》。服氏称“庄子谦与二三子校《楚辞王注》”,庄氏自序也称“今兹与友人井勃门、柳大礼读之,遂句焉,梓于前川氏”。井勃门、柳大礼、前川氏等人,可能就是“二三子”,共同参与了校读编纂工作。可见此书校锓,师友相从,汇集了众人智慧,实属难能可贵。
庄本尽管改了书名,但其整体结构、卷次编排,与存世《章句》本无甚异同。
庄本问世后,受到热捧。刘师培说,“今所传王本,明刊而外,惟日本庄益恭刊本较为精善”。崔富章说,“总体观之,庄氏校刊《王注楚辞》,乃取各本之长”。其实不然。庄氏《凡例》称,“今所雠校,华本四通,此方写本一通”。经反复比勘,所谓“华本四通”:一是俞初校刻于万历十四年本(俞本),二是万历十四年冯绍祖翻刻于观妙斋本(冯本),三是朱燮元、朱一龙校刻于万历二十九年本(二朱本),四是《凡例》所说《笺注》本,属于洪兴祖《补注》系列刻本。这些本子,皆非善本。所谓“此方写本一通”,或说是明隆庆本,没有依据。从目前版本著录看,隆庆本没有传入日本的著录。
《章句》系列,以据宋翻刻的正德本(通称黄省曾本)、隆庆本(通称夫容馆本)为最佳。冯本的蓝本是隆庆本,而其差异之处,是冯氏或据《补注》《文选》本校改所致。二朱本的蓝本是隆庆本,翻刻中又增加了讹误。俞本的蓝本是正德本,又据朱熹《集注》重作编次、校改,合并为十卷,已去正德本较远,是《章句》系列中较差的一种。
庄本的底本恰恰是最差的俞本。如《九歌》《九章》《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六卷,卷首均有小目,俞本删小目,庄本从俞本,也无小目。正德本等《天问后序》后又载班固序,俞本不载,庄本也不收录。至于各篇文字,庄本与俞本同而与他本异者多达270余条。如《离骚序》“屈原名平”,冯本等皆无“名平”二字,是俞氏据《集注》妄增,而庄本因袭其误。类此情况,不胜枚举。证明庄氏是以俞本为底本,用冯本、朱本、《笺注》作校本。庄氏斥俞本改变了《章句》结构,“妄作可笑”,分卷及《离骚后序》《天问后序》取舍,采用了冯本、朱本,但是并不能改变其底本为俞本的事实。自《大招》以后,庄本与冯本、朱本同而与俞本异的情况,逐渐增多,可能是刻意据冯本、朱本校改。尤其《九怀》《九叹》《九思》三篇,底本换成了冯本。或许其所据俞本缺后三卷,据冯本补足。所以,庄本便成了一个“四不像”的“假古董”,其文献价值也可想见。
庄氏汉学素养不高,在校改中多有误判。如《离骚》“皇览揆”句王注“言己美父伯庸”,“皇”训“美”,注文宜有“美”字,庄氏据冯本误删了“美”字。最不能认可者,庄氏无版本依据,凭臆妄改。如《国殇》“凌余阵”句王注“侵凌我屯车”,《补注》本作“屯阵”,庄本私改作“屯军”。类此不在少数。庄本不是“精善”之本,不值得过度誉扬。
二、和刻《补注》本:传世《补注》,只有明、清刻本,且以清刻为主。所谓“明翻宋本”,已收入《四部丛刊》。此外,有明末清初毛表校刻汲古阁本(汲古本),清康熙间陈枚宝翰楼翻刻汲古阁本(宝翰本),易名《楚辞笺注》,清素位堂依宝翰楼翻刻《楚辞笺注》本(素位本),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翻刻汲古阁本(同治本)等多种,以汲古本为最佳。但是,完整无缺的汲古原刻本,存世仅见两部:一部藏于国家图书馆,有王国维朱墨手批;一部藏于南京图书馆,有清丁丙题签。其他均为残本。短短三百余年,连《补注》汲古本已成稀罕物,古籍保存太不容易了。当下容易看到的,如中华书局《补注》点校本,标榜底本用汲古本,实际上是同治本或者是《四部备要》本。同治本在上述刻本中,错误最多,是个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补注》,是用汲古本作底本的。
和刻《补注》,锓版于日本宽延二年十一月皇都书林,故称“皇都本”,其时相当于清代乾隆十四年(1749)。平安柳美启纠集中村治郎兵卫等十人校刊此书。柳美启,即“柳治兵卫”学名,字公通,号四明,因而或称“上柳四明”,或号士明,日本京都人。皇都本的底本,学者或以为是汲古阁本,或以为是宝翰本。其实是素位本。证据是:一、素位本题名为《楚辞笺注》,与皇都本同;二、柳美启于跋中说“补注间有数字脱而不补,因知此希世残编”,是指《渔父》“世人皆浊”句下无注。宝翰本有注,而素位堂本同皇都本无注。更为重要的是,皇都本、素位堂本,文字相同最多。从目前版本著录看,不见有汲古本的著录,说明没有传入日本。
皇都本校改了底本的文字讹误,确有可取之处,值得参考。《离骚》“纫秋兰”句《补注》“广而长节,节中赤”,素位堂本“赤”作“亦”,他本也误作“亦”。柳氏据《离骚草木疏》“兰”条改作“赤”。《天问》“靡蓱”下《补注》引《山海经》“其枝四衢”,素位堂本“四”误作“曰”,他本亦误。柳氏据《中山经》改作“四”。但是,新增的文字错误,比校正者多出几倍。如《离骚》“杂申椒”句王注“犹维用众贤”,素位堂本“维”作“杂”。杂,合共的意思,说合种申椒、菌桂诸芳,故下有“是杂用众芳之效”。维,是误字。他如“雅”误作“推”,“乎”误作“平”,“匹”误作“四”,“其”误作“共”,“若”误作“苦”,不胜枚举。和刻本无端出现了许多日本通行的俗体字,如“怛”作“怚”、“担”作“抯”、“妲”作“姐”之类,比比皆是。所以,《补注》皇都本,够不上善本的资格。
三、和刻《集注》本:元明以后,随着程朱理学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原来备受理学家冷落的《楚辞》,一度热了起来。在日本,江户幕府的统治地位不断加强,朱学成为日本官学,《集注》也得到日本朝野的关注。庆安年间,日本开始翻刻《集注》。庆安本最初只有《集注》八卷、《后语》六卷,易名曰《注解楚辞全集》。享保九年(1724),八尾平兵卫等又补刊了《辩证》二卷,书名才改为《楚辞集注》,得以成为足本。
庆安本首为何乔新《楚辞序》,次《冯开之先生读楚辞语》,次《目录》,次《集注》正文,次《后语原序》,次《后语》。和刻庆安本的底本,饶宗颐等认为是何乔新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这并不靠谱。庆安本“目录”下有“朱子校定”四字,成化本无;庆安本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成化本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庆安本正文后夹注双行小字列集校,然后另起一行空一字单行小字列集注,成化本正文后夹注双行小字先列集校再列集注,集注不另起一行;庆安本眉端有批语,成化本无批语;庆安本《后语》无总目,成化本有总目。再说,《冯开之先生读楚辞语》,收录在万历南京刻本里,如果庆安本以成化本为底本,为何羼入了成化本之后近百年刻本里的内容文字?两者互异之处,比比皆是。这些差异,都可以证明二本版式不同,没有因袭关系。竹治贞夫先生持相同看法,并断定其底本为万历南京本,其依据是诚如上述所见差异之处,恰都与万历南京本相同,结论可以成立。
传世《集注》,有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本、理宗端平二年(1235)本,都保存了其书原貌。成化本据端平本翻刻,开明代翻刻《集注》先河。之后有正德本、嘉靖本、万历本、天启本、崇祯本等数十种,都是据成化本翻刻的。庆安本又据万历南京本翻刻,距离宋刻已相隔好几代,其原貌已荡然无存。当下整理《集注》,当然以宋刻为底本,遇到疑难问题,参校元刻本就够了,明刻以下多见废弃。所以从文献意义上说,庆安本价值不大。何况这个本子校勘不精。如“据”讹作“括”、“埋”讹作“理”之类,比比皆是,离善本要求也甚远。
(作者:王琨,系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黄灵庚,系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