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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1日 星期六

    发明本心

    ——理学思潮之主体性转向

    作者:王星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1日 11版)

        陆九渊心学崛起于朱子天理本体论体系形成之后,其对天理作为天地万物之形上本体是完全认可的,因而所谓的“朱陆之争”说到底不过是天理本体论背景下的不同为学入手之争。那么,其“争”包括所谓分歧究竟在哪里呢?相对于朱子格物穷理的外向探讨,象山则明确倡导“发明本心”,并以“发明本心”作为其为学的基本入手。朱陆之间的这一分歧,在他们初次相逢的“鹅湖之会”上就表现出来了,象山弟子朱亨道记载:“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归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这说明,陆象山确实是以“发明本心”开启其为学之路的,也是以其“发明本心”的为学入手与朱子学发生分歧的。

        所谓“发明本心”,自然源于孟子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在《陆九渊集》中,却只有所谓“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或者如“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之类,并不见其对“发明本心”的正面表达。但从朱亨道“先发明之说,未可厚诬,元晦见二诗不平,似不能无我”的记载来看,“发明本心”应当是象山讲学中最常用的说法。

        象山为什么要将“发明本心”作为其为学之基本入手呢?这当然首先是一个人生“立志”的问题,也就是通过所谓“剥落”以“打叠田地”的问题,所以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这里所谓“剥落”,就是“发明本心”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要使已经“放失”或被“习俗”污染、遮蔽了的本心当下呈现出来;对做人而言,就是要以道德“本心”来确立为人之志。“发明本心”与为人“立志”的这一关系,就使朱子建立在天理本体论基础上的即物穷理之学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向,即从外向的知识追求转向了内在的澄澈自我,从而使人之道德本心从伦常生活与道德实践中当下显现出来。所以他不仅强调“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而且也总以如下语言勉励弟子:“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

        相对于朱子外向的格物穷理之学,象山的这一主张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哥白尼式的逆转,因为这一转向就使为学方向从原来的外向关注一下子扭转到自我之内向反省、内向澄澈的方向上来了。也就是说,在象山看来,为学与其说是一个外向认知的问题,不如说首先是一个为人之“立志”以挺立自我之道德理想的问题;只有在“发明本心”的基础上,才是真正的为学功夫。所以,他又说:“请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显然,在象山看来,“义理之在人心,实天之所与,而不可泯灭焉者也……诚能反而思之,则是非取舍盖有隐然而动,判然而明,决然无疑者矣”。很明显,这就是象山所谓的“心即理”,即让道德天理通过主体之行住坐卧、举手投足当下鲜活地表现出来。

        与朱子客观外向的格物穷理之学相比,象山的“发明本心”则突出了道德理想,而其道德理想又主要是通过主体性精神来表现的。所以,在象山的讲学中,也就经常会有如下方式的讨论:

        予举荀子《解蔽》“远为蔽,近为蔽,轻为蔽,重为蔽”之类。先生曰:“是好,只是他无主人。有主人时,近亦不蔽,远亦不蔽,轻重皆然。”

        这说明,象山的道德理想首先是通过具体的主体精神体现出来的。这一点既可以说明他为什么要以“发明本心”作为为学之入手,同时也可以说明其“发明本心”为什么又必须以“剥落”为具体功夫。因为只有在对私心杂念包括各种习俗“剥落得净尽”的基础上,所谓“本心”之发用才能成为天理流行的表现,当然也就代表着“心即理”的实现。所以说,象山的“心即理”绝不是指人的当下之心和其任意表现就是天理,而是指只有在剥离了各种习俗与杂念之后,即只有在以道德理性为主要内容的“本心”全然朗现的基础上,才是天理流行的表现,也才代表着“心即理”的实现。

        对宋明理学来说,象山“发明本心”的为学入手也代表着整个理学思潮发展的一个重大转向。因为从北宋五子起,从邵雍、周敦颐的“太极”到张载的“太虚”,就代表着理学开创者对作为形而上的天道本体的一个斟酌与探索,直到二程“体贴”出“天理”,才代表着这一过程的基本完成。从朱子起,由于其上承二程的天理本体论,并以理气关系为枢轴,以“理一分殊”为宇宙论原则,从而使天理本体以禀气赋形的方式落实于天下的事事物物之间,这就形成了一个庄严、宏大的天理本体论体系。但朱子的这一体系又是通过自然之“所以然”来支撑人伦行为之“所当然”的,因而作为人,也就必须通过“主知主义”的即物穷理来实现对天理的自觉。这就存在着道德认知化和主体精神挂空的危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陆象山以“发明本心”为入手的“心即理”才代表着理学思潮的一个主体性转向。由此之后,理学天人合一的任务才能真正进入人生道德实践的范围;而从吴澄之“合会朱陆”一直到陈白沙之以“自得”言学、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也就代表着从人生道德实践的角度对理学天人合一精神的实现。

        (作者:王星,系西安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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