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法律的文学表达

    明清之际的评点家金圣叹，将“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视为区分史书与小说的一大原则。不过，我们也不要忽视史书与小说之间存在的某些共性。对史书来讲，根据事实“计算出一篇文字来”，固然是史家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是，如何“计算”这篇文字，势必涉及事实的取舍或剪裁，这难免会掺入史家的主观考量和价值判断。就小说而言，即便“削高补低都由”作家自行裁夺，然而这种操作，绝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这意味着，作家的想象和虚构，唯有在特定语境中方有可能，也才显得合符情理，从而被读者所接受。文学既可以据实叙事，亦可以言志抒情；而言志抒情的文学，则可以成为研究思想史、情感史等的材料。据此，抹杀文史之间的差异固然不妥，否定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同样不妥。

    传统中国文学的史料价值，或可概括如下：（1）基于“文史互证”的研究取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利用；（2）把文学作品当作思想史、观念史、情感史、心态史、文化史的素材来运用；（3）剔除文学作品的修辞成分和虚构情节，或可获得表达事实真相的材料。这一概括，亦同样适用于研究传统中国的法律与文学。

    研究古典中国法律与文学的学者和论著，可分为两大阵营：

    一是文学史家之研究，如黄岩柏《中国公案小说史》、孟犁野《中国公案小说艺术发展史》、孙楷第《包公案与包公案故事》、朱万曙《包公故事源流考述》、李永平《包公文学及其传播》等。这类研究，注重考订公案文学的文献和故事的源流，品评和分析公案文学的艺术特点，但却较少关注法律问题，可谓文学研究，而非法学研究。

    二是法律学者之研究，如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郭建《戒石铭与皮场庙》《金龙难娶玉堂春》，霍存福《汉语言的法文化透视》，孙旭《明代白话小说法律资料研究》，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传统中国戏剧为材料》，何志鹏、李龙等《古典名著中的秩序隐喻》等。这类论著，更多关注文学作品叙述的法律与法理，而对文本和故事的来龙去脉，则不甚措意。

    上述的介绍，尽管挂一漏万，但已有足够的代表性，基本上体现了传统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材料、问题与方法的轮廓。下面，再来勾勒此一研究的内容和特色。

    其一，考察诗词、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表达的法律知识和法律观念，可谓狭义的法律与文学研究。作为我国早期诗歌总集的《诗经》，既是诗，也是经；而在“六经皆史”的意义上说，《诗经》还是史。在谈论民事细故诉讼时，古人往往以“鼠牙雀角”来形容，这一说法最早见于《诗经·行露》；今人在谈论“送法下乡”时，则会提到《甘棠》。对这两首诗的法律意蕴，王元明《从〈诗经·召南·行露〉一诗看周代的诉讼》、徐忠明《从〈诗经·甘棠〉事志考释到送法下乡》、龚汝富《明清讼学研究》等，皆有分析和解释。朱珺的硕士论文《唐诗中的唐代司法文化》，以《全唐诗》和敦煌文学收录的唐诗为材料，考察了唐代士大夫的司法观念和司法理想，以及他们对司法现状的看法和态度。利用叙述民风、民俗等地方文化特色的竹枝词，徐忠明撰写了《雅俗之间：清代竹枝词的法律文化解释》，分析了竹枝词所反映的清代民众的诉讼态度等问题。不消说，对传统中国诗词与法律的研究，目前还显得比较零碎，相关文献尚待整理，而在此基础上的系统研究更有待进一步展开。

    相对而言，传统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以小说和戏曲为重心。对这类作品的研究，不只学术成果多，而且分析也比较深入。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采取“文史互证”的研究进路，考辨文学作品叙述的法律与实际行用的律例、习惯、契约文书、司法文书之间的异同。比如，公案小说叙述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与当时实际行用的法律规定是否一致；又如，契约文书、司法文书的写作格式、修辞技巧和基本内容，与当时实际行用的同类文书是否相符。实际上，某些公案小说，比如明代《新民公案》的编撰格式，与当时流行的讼师秘本和日用类书，可谓基本相同，它们都由告词、诉词、判词这三种文书所组成。通过这样的辨析，还可以进一步考察传统中国法律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以及传播渠道、接受方式与普及程度。（2）运用文化史、观念史、心态史的研究方法，分析公案文学表达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心态。例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清官信仰”，通过仔细梳理经八百年之久不断添附、孳乳出来的各种包公故事，即可探知作为历史人物的包拯，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各种文学作品层累形塑成清官之典范、法律之神明的，胡适将其称为中国式的福尔摩斯。而在清官信仰的背后，则蕴含着“清正廉明”“不畏权贵”和“为民请命”等要素。在这些故事中，还叙述了中国古人的正义观念、司法理想、申冤策略、惧讼心态，等等。（3）采用法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考察文学作品呈现的法理、法律秩序、司法构造与运作实践的特点。苏力的《法律与文学》一书，旨在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公案戏曲叙述的制度意义、戏曲人物的行为策略，等等。例如，在分析导致窦娥冤狱的原因时，苏力从证据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切入，来解释刑讯逼供的问题。

    其二，考察文字语言承载的法律知识，可谓广义的法律与文学研究。（1）表达法律概念的文字。例如，通过分析“刑”“法”“律”的字义，考察早期中国法律概念的变迁，并进一步解释古人的惩罚、正义和罪罚观念的变迁；又如，通过分析“讼”“狱”的字义，揭示早期中国的诉讼观念，具有两造对簿公堂“辩是非、争公道、定罪罚”的特点。（2）表达法律规范、法律观念与法律情感的词语。徐忠明《传统中国乡民的法律意识与诉讼心态》一文，霍存福《汉语言的法文化透视》一书，通过仔细解读大量成语、格言、谚语、惯用语与歇后语，借以揭示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复杂面貌。这些资料，既表达了精英话语较少涉及的法律观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底层民众法律观念的特殊性，也反映了精英与民众相通的法律观念，又说明了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普遍性。（3）表达律例条文的歌诀。为了便于读者的记诵，在明清时期的律学文献和日用类书中，还出现了一种对律例进行文学化表达的歌诀。陈锐《清代的法律歌诀探究》、徐子淳《清代律例歌诀探析》，对法律歌诀的文学意义和司法价值，都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分析。这种对律例的文学化表达，固然有其方便记诵的实用价值，但也会产生化约甚至曲解律例的弊端，从而使律例失去精确性。（4）传播法律知识的汉语教材。龚汝富在《明清讼学研究》中简要介绍了宋代幼儿识字课本“四言杂字”的诉讼知识，而徐忠明的《老乞大与朴通事》则全面考察了朝鲜李朝时期汉语教材传授的法律知识。尽管《老乞大》与《朴通事》等教材，只是为了满足朝鲜人特别是商人学习汉语的需要，然而它们之所以介绍某些特殊的法律知识，显然是因为它们是朝鲜商人来中国贸易时必须具备的专门知识。这意味着，掌握这些知识，即能满足在中国旅行、生活和贸易的需要。研究这些教材，对我们了解传统中国法律知识的核心内容与普及程度，具有极大帮助。（5）对司法文书的文体学和修辞学研究，可以成为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另一分支。吴承学《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朱洁琳《唐代判词的法律特征与文学特征》、陈锐《唐代判词中的法意、逻辑与修辞》等论文，可以说是研究这一领域的先行之作。

    上文的梳理与评点，只是传统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大致轮廓和若干特色。然而，这一粗略的线条勾勒，足以说明，上述研究课题，对拓展中国法律文化史的史料范围，更新中国法律文化史的知识视野和研究方法，皆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还可以为我们更有效地进入历史、感受历史、解释历史，提供一般史料所不具备的帮助。另一方面，中国法律史研究，不只要考察历史中国的法律与实践，还要进一步解释传统中国民众的法律思想、法律观念和法律情感的丰富意蕴。为此，深入研究传统中国的法律与文学，会有广阔前景。

    （作者：徐忠明，系华东政法大学“经天学者”荣誉教授，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