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对话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当今时代已进入普遍交往与对话的时代。经济与市场的一体化，交通、通讯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已将整个世界融为一体，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与外界和他人进行着交往、对话与沟通，言语表达与对话沟通已成为当代人最基本的核心素养和能力。教育应为时代的先锋，积极建构学生的对话沟通素质与能力。

    言语表达和对话沟通体现出当代大学生基本的生活能力、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然而，如前面的记者调查、教师感受所示，现实的状况却不乐观，甚至堪忧。这些言语表达方面的欠缺情形充分折射出部分大学生“有知识没能力”、无法将内在的知识转化为外在的素质和能力、无法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问题。

    大学生言语表达方面的欠缺凸显出我国教育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教育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教育与生活相脱节，醉心于“象牙塔”内的自我修炼，不重视学生走入社会、走入生活的实践交往与应用，在各学科课程教学中形成了灌输独白的教学模式，以应试为中心，以提高分数为目标，以教师为中心进行单向、机械的灌输，促使学生埋头苦读，死记硬背，而使学生没有自主思考、自由表达、相互交流的机会与氛围，学生的言语表达和对话沟通的能力从何而来呢？

    如何补上大学生言语表达欠缺、对话沟通能力不佳这一课？当然，开设一门类似于清华大学《沟通表达基础与进阶》的课程，确立起学生言语表达和对话沟通的理念与信念，教授学生必要的对话沟通技巧和方法，让学生体会和感受有效的对话沟通经典案例，模拟沟通表达情境，经受对话沟通实操训练，有利于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快速提升对话沟通能力。然而，要真正补上学生言语表达的缺失，培养起学生良好的对话沟通能力，却不仅仅是一门课那么简单，它涉及到更大程度和范围的教育建构。

    注重课堂互动教学，训练学生对话表达。其实，教育之本真就是对话。早在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东西方教育源头上的两位大师——孔子和苏格拉底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对话的教育方式。孔子有教无类，以“问与答”的方式展开教育，与三教九流的学生就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人生和道德问题自由对话，让学生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甚至相互争辩，来启发学生的思想和认识。《论语》正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对话言语与表达的精粹集成。苏格拉底的教育更是同任何可以触及之人的无限敞开的对话，他通过“精神助产术”，鼓励学生争辩，来揭示问题和答案。教育家保罗·弗莱雷也说：“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了真正的教育。”大学教学更应是互动对话的教学。蔡元培曾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高深学问的核心和载体是高深知识。高深知识具有开放性、不确定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等方面的性质和特点。只有探究、启发、互动、对话的教学才能与高深知识内在的性质和特点相适应。只有通过师生双方的实践探索和对话研讨才能不断地去理解、发现和发展这种高深知识。大学各学科课程都应推行这种互动对话的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大力倡导师生、生生之间就各种专业知识和科学问题互动对话，自由探究，相互启发，让学生自己思考，大胆想象，自由表达和阐述自己的看法、观点、设想、发现和问题，开通思路，探索真理。学校要在教学质量评估与监控中，将课堂互动对话状况纳入教学考核和评价指标，切实、有效地推动课堂教学范式从单向灌输到互动对话的转换，使学生的言语表达和对话沟通能力得到长期、系统的训练和培养。

    建设多元型校园文化，磨砺学生对话沟通。校园文化生活是影响学生成长、发展的“第二课堂”。校园文化的特质和品性直接关乎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向度。大力建设和开展各种知识性、艺术性、文化性、竞技性、辩论性的校园文化，以学生社团和组织为载体，以活动为联结，将主动权和主导权交给学生，倡导学生自发、自主地协商、策划、设计并实施校园文化活动项目和方案，广泛发动学生“全员、全面、全程”参与各种校园文化活动，使学生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自由探讨，自由地表达自我，放飞自我。学校可以将学生参加校园文化活动情况设计成特色性、品牌性的“第二课堂”项目，规定一定的学分，纳入学生毕业考核体系。

    强化社会交往与实践，提升学生对话沟通。社会交往与实践是学生检验和应用言语表达的大舞台。学校应切实强化实践育人模式，探索实践育人的新方法、新路径，使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融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真正将实习实训、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等纳入实践教学体系，增加其在学生培养考核中的比重，真正促进理论向应用、知识向能力的转化。由此，学生才能真正走出“象牙塔”，走出“书斋”，走入真实的社会和生活，广泛接触社会，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活动，去与各行各业、各层各级的人员进行交流、沟通与对话，从而全面检验、应用和发展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这才是锻炼和提升学生言语表达和对话沟通素质与能力的最终路径。 

    当代教育应从培养学生言语表达的基本素养开始，致力于铸就学生良好的对话沟通素质和能力，为当代人的美好生活奠基。

    （作者：安世遨，系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贵州大学文科重点学科及特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对话理论及其在公共行政中的应用研究”〔GDZT20140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