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弓马而事诗书

    元代是西北人才辈出的时代。一大批精通汉文化的西域子弟在政治、经济以及经学、文学、史学、书画、医学、语言学等领域都崭露头角，而且卓有建树，融入中华文化并创造了元代文化的辉煌，成为推动元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所述西域诗人、画家、曲家、书法家等凡一百三十余人，其中《儒学篇》有三十人，这个数字只是元代西北子弟中服膺汉文化并在儒学上造诣甚高者的一部分。西北子弟在他们的先辈或者祖上随军队驰骋征战定居中原之后，逐渐繁衍生息，“息马投戈，以文易武”，学习儒学、认知汉文化。元中后期硕儒大家不断出现，尤其是元中期开科取士，激励了大量士子研习儒学，西域学者数量激增。他们对儒家典籍的掌握炉火纯青，都用汉文创作，且成就很高。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七评点元代西域子弟名家辈出的盛况：“元名臣……廉希宪、贯云石，畏兀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术鲁翀，女真人也；廼贤，葛逻禄人也；萨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也；颜宗道（按即伯颜宗道），哈剌鲁氏也；瞻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

    元代西域子弟对汉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对传统儒学的接受程度都很高，他们的先辈或者祖上随军队驰骋征战定居中原之后，也很快融入了汉文化圈，并“息马投戈，以文易武”。此时的西域出现了很多诗书鼎盛之家，如元代享有盛誉的北庭廉氏家族、高昌偰氏家族。廉氏家族乐居中土，诗书传家，王逢《梧溪集》记廉氏家训：“宾客填门惟慕德，诗书满架不知贫。”以儒家诗书文化要求家族子弟。其子弟为官各地，与汉族儒士文人为师为友，交往频繁。廉希宪是忽必烈藩府的重要谋臣，被忽必烈称为“廉孟子”，曾师从名儒王鹗和张德辉；以读书为乐，常常是手不释卷，在陕西樊川别墅内设有读书堂，藏书两万余卷，儒学涵养深厚；和当时很多汉族儒士名流交游广泛，在京兆和大都的两处宅邸建造的樊川别墅（又名廉泉）和廉园（万柳堂），均是当时各族士子文人诗酒聚会之所，经常与“诸儒讲求事君立身大义，评品古今人物是非得失”（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廉氏家族成员中多精通汉文和儒学，而且出过书法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如廉希尹、廉希贡、廉孚、廉恂、廉惇、廉惠山海牙、廉充等，博古通今，无不研读四书五经。

    有元一代，上自朝廷重臣，或执掌当世文柄，或为朝廷的文学侍从，下及栖迟衡门、遁迹山泽的山林布衣之士，或飘然于方外的耿介磊落之士，都以通经能文兼于一身，确实是“彬彬焉众矣”。高昌偰氏家族，畏兀儿族世家，有“一门九进士”之称，是深受儒学影响的另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西域大家族。偰氏家族在元朝三代就有六十余人在朝为官，偰氏一门，有名号可考者，凡四十七人，叔侄两代出了九个进士，在元代可谓轰动朝野。如此一门书香，在汉人中亦不多见。偰玉立、偰直坚、偰哲笃、偰朝吾、偰列箎，兄弟五人皆登进士第，江西名儒刘诜在《三节六桂堂颂》一文中对此称赞道：“正议（文质）五子世玉、世学、世德、世南、世则……科举兴，遂连登上第，布列中外，天下谓之‘六桂’。”高昌偰氏本来是以武力征讨而建功立业，他们家族入居中原之后，反以儒学而赢得“一门九进士”的美誉，其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教化由此可见。偰氏家风严谨，要求子弟行止有度，恪守儒家礼法，尊老重孝，其家教足以垂范后世。又如元代诗文大家马祖常一家。马祖常，自幼学习儒家经典，老师乃是元代著名儒士张（见注释1）。延祐二年首开科举，马祖常廷试第二，为一代翰苑名臣，被誉为“中原硕儒”。马祖常通过主持科举援引、选拔人才，胡助《和马伯庸同知贡举试院记事》赞誉道：“得士无惭龙虎榜，盛朝一变古文章。”作为馆阁文臣，马祖常与虞集、柳贯、揭傒斯、许有壬、欧阳玄、张起岩、宋褧、曹元用、胡助、胡彝、程端学、傅若金、萨都剌等翰苑名臣往来频繁，常切磋交流，共同引领一代文风，清代四库馆臣称：“大德、延祐以后，为元文之极盛，而主持风气，则祖常等数人为之巨擘云。”其弟马祖孝也是进士及第，马祖谦谙熟儒学，名列《宋元学案补遗》；从弟马世德能诗，《元诗选》癸集存诗三首。

    西北子弟人才辈出，也得益于元代国子学的教育，国子学培养了许多博学能文的西域士人。在国子学中，许衡弟子色目人不忽木、野仙铁木儿、坚童、秃忽鲁、太答都精通儒学，尤其是康里人不忽木，事世祖、成宗两朝，在推行汉法、倡导仁政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另外，西域儒学大师哈剌鲁人伯颜师圣，字宗道，曾受业于儒师黄坦门下，修辑六经，著述颇多，与畏兀儿人刘沙剌班一起担任《金史》纂修官；晚年归乡，在河南楼阳家居讲学，“四方之来学者，至千余人”。元中后期的西域人沙班、善材、善庆父子三人前后中进士。西域人穆鲁丁、海鲁丁、获独步丁“兄弟三人，皆忝进士”。北魏拓跋氏后裔元明善，浸淫群经、诸子百家。大食人赡思，成长于中土，受教于名儒王思廉，通达经、史、子、集。伯牙吾台部人泰不华，师事汉儒周仁荣、李孝光，“邵子书不去手，晚岁又释外篇”（《答达兼善郎中书》）。西域诗人丁鹤年（1335—1424），自称“腐儒”，十七岁便精通《诗》《书》《礼》，兄弟均业儒。唐兀氏余阙师从元代大儒吴澄的弟子张恒，学问广博，授徒讲学，汉族名士郭奎、王彝、胡翰、汪广洋、戴良均是其高足。大儒吴澄有弟子西域文人玉元鼎。葛逻禄人廼贤在鄞县师事名儒郑觉民、高岳，廼贤曾被刘仁本礼聘为东湖书院山长，不仅学术造诣深厚，而且担任教职也是兢兢业业。西域士人薛超吾，字昂夫，是名儒刘辰翁的弟子，学术功底厚实，醉心于诗词文章，诗、词、曲创作成就斐然，三十多岁即写成《薛昂夫诗集》。

    西域子弟“舍弓马而事诗书”，以开放的心态汲取汉文化和儒学的营养，浸濡于传统文化之中，甚至出现了一些硕学大儒，有如下几点原因：一是元代和历朝一样，也是在儒家大一统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儒家文化及其伦理道德为治国理念。二是汉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西域文士既想融于汉文化圈，又有日常生活和从政的需要，因此，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儒家文化思想基础）更容易使得西域文士得到汉儒的认同和尊重。三是与元代尊崇儒学的社会风气和科举制度有关。元代科举考试虽时断时续，但元仁宗朝开始的科场考试，所考内容都是儒学经典，随后，朝廷更以“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伊洛渊源录序》），“朱子之说”成为元代的立国之本，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开始确立。元代官学和私学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传播。西北子弟也毫无例外，自科举之兴，“诸部子弟，类多感励奋发，以读书稽古为事”（《泰不华小传》）。要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也是他们学习汉文化、攻读儒家经典的动力。元朝自建立以后，“西北子弟”要适应社会整体环境和情势之需要，学习汉文化和儒家思想是他们的必然之路。

    西域子弟进入中原之后，学习儒学，不仅提高了文化素质，而且和汉族儒士文人在共同的文化和思想认同的基础上彼此交流融合。这种文化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使得元代多民族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在共同的儒家文化基础上，多族士人间彼此交流接纳，显示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作者：任红敏，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