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颠覆性技术引发战术变革的规律

    当今时代，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呈现多点突破、交叉融合、群体跃进态势，已成为推动新一轮军事变革浪潮的强力引擎。恩格斯曾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鉴于“技术决定战术”这一规律，考察颠覆性技术的演变轨迹，揭示颠覆性技术引发战术变革的规律，将为我军加快战术变革进程、引领战术理论前沿提供有力支撑。

    颠覆性技术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的时代有与之相对应的颠覆性技术。在所有与战术变革相关的因素中，颠覆性技术和其物化的武器装备历来是战术领域最活跃、最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是影响战术变革诸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回顾战术发展历程，以金属冶炼技术、火药制作技术、动力机械技术、原子核反应技术、精确制导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通过另辟蹊径的方式，驱使武器装备在打击、防护、机动、信息等方面的一种或几种能力发生颠覆性变革，引领战术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当军事技术进步以量变的形式发生时，武器装备的发展比较平稳缓慢，因而对整个战术变革的影响不大。当新的颠覆性技术出现并产生能够改变战争总体面貌的新机理武器后，随着新式武器的广泛列装和实战运用而在战场上发挥主导作用时，战术体系就会被新质打破和替代。战术变革的历史过程正是在渐变与突变这两种发展形态的结合与交替中形成的。

    随着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先进计算、智能交互、增材制造等颠覆性技术的群体涌现，产生了无人机、无人战车、战斗机器人、无人艇等无人化武器装备和平台，并采用“人-机”编组、以人为主的形式进行了实战运用。无人化武器装备和平台的小规模使用，使智能化时代合同战术初现端倪。展望未来，当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不断发展完善，导致无人化武器装备和平台广泛运用，战斗编组由“以人为主”向“以机为主”转变时，必将引发战术的颠覆性变革，形成“蜂群”“狼群”“鱼群”等智能化时代合同战术。

    从世界各国的战术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战术变革进程总是表现出一定的不同步性。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差异，以及战争实践的推动、作战环境的影响、战斗主体的认知等不同之外，颠覆性技术发展不平衡是主要原因。当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和群体跃进，为我军武器装备和战术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我国在近年来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文件中，已将颠覆性技术创新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系统布局和预先谋划。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需求，我们要研判大势、超前部署、把握方向、抢占先机，尽早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下大功夫和取得突破，实现我军技术和战术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

    颠覆性技术通过主导武器的发展方向来决定战术的变革走向；战术变革通过对武器的选择来对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提出需求。技术决定战术，而战术又对技术有反馈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和战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战术对技术的反馈作用，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后”选择，即战术对现有技术转化后的武器装备进行选择，而不是被动接受；另一个是提前“预定”，即着眼战术的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对未来技术和武器的发展提出预先的需求。

    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战术变革对颠覆性技术发展的反馈作用越来越强。从智能化时代合同战术“无人化、自主化、可视化”典型特征看，“无人化”要求智能化、无人化武器装备和平台能够代替人类执行作战任务，实现作战力量由“以人为主”向“以机为主”转变，这对人工智能、增材制造、新材料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需求；“自主化”要求无人系统能够像人类一样拥有智慧，实现自主感知态势、自主决策规划、自主控制协调等自主能力，这对深度学习、移动互联、智能交互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需求；“可视化”要求实现作战全流程全要素的可视化，使指挥人员能够在“后台”实施全景式的可视化指挥，这对传感器、物联网、量子通信、先进计算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需求。

    在战术对技术的反馈过程中，我们要高度关注战术对技术的提前“预定”。通过周密论证、科学预测，尽可能增加“正能量”的反馈作用力，减少“负能量”的反馈作用力，从而更好地选择未来的武器，确立未来的战术，设计未来的战争。

    （作者：宋广收，系陆军指挥学院作战指挥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