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遥与乐天同

    平安时代推崇白居易及其作品的文风大盛，这从当时日本人编著的汉文学文献中可见一斑：《都氏文集》《菅家文草》等私家文集、《千载佳句》《和汉朗咏集》等汉诗总集、《江谈抄》等说话集、《源氏物语》《平家物语》等物语文学所涉作家作品，皆以白居易为最多。

    《江谈抄》是汉学硕儒大江匡房（1041—1111）晚年幽居之际的说话笔录，内容宽泛驳杂，涉及诗文、掌故、杂记、文艺评论等类，对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唐人唐作尤多品评。据笔者统计，《江谈抄》共有说话444则，涉及白居易的内容就有近40则。这些内容对白居易的创造性接受，多维地展现出白居易作为文学标杆的意义，同时呈现出许多院政时期独有的新型审美特质。

    一、“对等型说话”下的媲美白居易。平安文坛有意识地推出与白居易才情相颉颃者。如平安前期文士小野篁（802—852）的被标榜。第一七八则叙述嵯峨天皇曾化用白诗“闭阁只听朝暮鼓，上楼空望往来船”，而成“闭阁唯闻朝暮皷，登楼遥望往来船”两句，并以此试探小野篁，未料小野篁立刻指出“以遥为空最美者”，天皇由之惊赞“今汝诗情与乐天同也者”。

    如果说上面还是从嵯峨天皇的视角来证明小野篁的才情不逊于白居易，那么到了第一九一则，就直接虚构出一段白居易本人隔海神交小野篁的佳话：“古老相传……乐天又闻日本有小野篁能诗。待依常嗣来唐之日。所谓望楼为篁所作也。”就“望楼为篁所作”，《古事谈》卷六“亭宅诸道”条云：“小野篁遣唐使二渡ト闻テ。白乐天悦デ、构望海楼待给ケルに、见へザリケレ。”意谓小野篁在仁明天皇承和元年（834）曾被选为遣唐副使，白居易得知大悦，构作望海楼以待之。白居易心悦小野篁一事，并不见于中日两国的史料文献，当为平安文人的虚构之言。虚构之言当然没有多少可信度，但其有意构建白居易本人对小野篁的神往与等待，却无疑表明平安文人的一种理想，即期待出现一位能够在诗才上与白居易平等对话的本朝诗人。

    二、“优胜型说话”下的追胜白乐天。到了第二八〇则，出现了一位才思胜出白乐天的典型，这就是平安中期的菅原道真（845—903）。在这则说话中，平安儒者对道真诗句“都府楼才看瓦色，观音寺只听钟声”进行评价：“文集香炉峰雪拨帘看之句ヨリハ犹胜作云々。”意谓这两句虽然化用了白诗“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的意境，却有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艺术境界。至于白诗“香炉峰雪拨帘看”，在平安文坛更是多方盛行，不仅见收于《千载佳句》《和汉朗咏集》等汉诗文集，还在平安中期衍化出中宫定子与清少纳言的“香炉峰雪”这一佳话（《枕草子》）。故以此句作为道真诗歌的优胜对象，更可衬托出道真的学力之高。平安文人对本朝“和魂汉才”的文学期待由之可见。

    三、宋土的“压倒元白”与日域的独胜乐天。“压倒元白”，原出于中唐人杨汝士宴席赋诗并以所赋之诗压倒元白的典故（《唐摭言》卷三）。虽然这首杨诗在艺术水准上实无超越元白之处，但诗中那种表现自我高才与良好感受的文学表现，却借助元白这一文坛大纛的被超越，而获得一种放大式的经典意义。从北宋时代开始，“压倒元白”这四个字就已频繁出现于文人笔下，诗词领域的创作亦不乏其例，如“压倒元白头欲垂，直与李杜肩相差”（吴芾《三老图既成久欲作诗未果因次任漕韵》），“方驾曹刘盖余力，压倒元白聊一快”（陈与义《蒙赐佳什钦叹不足不揆浅陋辄次元韵》），“绮筵开，会咏歌才子，压倒元白”（刘几《花发状元红慢》），等等。

    再察此时期的中日往来。虽然两国之间缺少正式的官方接触，日本人获取中国信息的来源也主要依靠赴日的宋商与归国的入宋巡礼僧，但具体到大江匡房本人身上却情形大为不同。堀河天皇承德、康和年间（1098—1102），匡房曾担任九州大宰府大宰权帅一职。大宰府是平安朝廷处理外交事务的重要地方行政机关，更是古代东亚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镇，匡房曾感慨：“大宋国从高祖以来及当帝九代之由，唐人所申也，在宰府之间所风闻也。”（藤原宗忠《中右记》）可见，此阶段的匡房很容易接触到北宋的政治文化动向，对“压倒元白”有所耳闻也极有可能。《江谈抄》中“优胜型说话”的生成或与之存有关联。当然，由于直接史料的欠缺，“压倒元白”的域外影响也只能暂作一说。但不管怎样，这种“优胜型说话”的叙述模式，的确可与宋土的“压倒元白”东西呼应，只不过在平安文坛中，人们并不需要“压倒元白”，而只需“压倒”才情高标的白居易就可以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元稹根本就无法比肩白居易，这一点在《江谈抄》中也有体现。

    《江谈抄》涉及元稹的内容不过八则，虽然包括了平安文坛的元诗受容、元稹逝后的显灵异域等杂谈，却没有出现白居易式的中日文人隔海神交或才情较量的杜撰。另外，匡房时代的日本文坛在对元稹集的获取方面也较《白氏文集》更为艰难，第三〇二则曰：“元稹集度々虽誂唐人、不求得云々。”或也因之，当一条天皇敕令纪齐名为《元稹集》的下卷标注训点时，齐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事。平安文坛的崇白淡元现象，由之不难得见。

    当然，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平安文坛对白居易的推崇之风减弱。实际上，此时期白居易作为文学标杆的存在意义不仅没有被冲淡，反而走出了诗歌领域，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在《江谈抄》中也有很好的呈现：其一，白居易诗歌成为平安文人自我保护的重要工具，如第三三九则讲述藤原齐信在面对藤原义忠的攻击时，就利用白氏诗句来进行自我洗脱；其二，与白居易诗风的相近与否，成为平安文人风评人物优劣的重要标准，像第三四四则叙述大江以言诗才胜于源顺的依据，就是以言的诗句“为深为浅风声暗”颇得白氏风韵；其三，对白居易生活审美的有意趋同，典型表现如追风白居易首创的尚齿会。《古今着闻录·文学部》载阳城天皇贞观十九年（877）三月，大纳言南渊年名就在京都小野山庄仿设“尚齿宴”。由上可见，平安文人对白居易的接受，并非平面而静止的，而是多侧面多变化的。对之，《江谈抄》中的那些特色型说话，都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

    （作者：刘 洁，系西南大学文学院特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