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与耽美的彼方

    “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日本江户诗人大沼枕山（1818—1891）《枕山诗钞》的这句诗因为被周作人《夜读抄》引用而广为人知。

    早期日本文学走的是两条路，一条是汉诗，以公元751年的《怀风藻》为最早；另一条则是和歌，以约成书于公元759年的《万叶集》为鼻祖。

    关于《万叶集》的精神内核与师法对象，以往的比较文学界往往认为它尊奉中国先秦的典籍《诗经》，然而，这种理解两国诗歌的方式过于生硬，我以为万叶诗人更加痴迷于体现南朝人物风流与耽美的《文选》《玉台新咏》等文学典籍。

    集中体现南朝文学成就的两部典籍，均诞生于梁代（502—556）。其中第一部要算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第二部则是昭明太子的弟弟萧纲命令徐陵等编纂的《玉台新咏》。这两部作品很早就超越了国度，首先影响朝鲜半岛，随后传播至日本列岛，产生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影响力。

    《文选》分三十八类收录了东周至梁代的文学作品。《万叶集》所收“杂歌”“挽歌”“相闻”三部，都有《文选》诗歌分类的影子。其中“杂歌”“挽歌”中体现的孤寂、风流，与《文选》气息相通。六朝是挽歌大流行的时代，比如《文选》所收潘岳《悼亡诗》就是超出普通士大夫伦理意识，而公开表示对亡妻之爱的名篇。这种毫无隐瞒的永别之悲痛与炙热之爱恋，影响了《万叶集》所收柿本人麻吕对妻子的挽歌。此外，又如日本圣德太子《挽歌》描写妻子生前“在家有娇妻，枕手交颈眠”（本文《万叶集》主要采用赵乐甡译文），也是学习《文选》的产物。而《万叶集》“相闻”部的起名，让人联想到南朝的张敷，沈约《宋书》说他：“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余响久之不绝。”也是南朝的风流人物之一。

    宗白华《美学散步》说南朝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体现在文学上，就是不避“风流”与“色游”，但这种风流不是后世肉体意义上的俗词，而是对女性美的再发现。典型如《文选》收阮籍《咏怀诗》第十九首“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以及《高唐赋》《神女赋》中对女神的单相思，这一主题在日本早期作品中也有极大的回音。

    《万叶集》收《石川女郎赠大伴宿祢田主歌》云：“道是风流人，不留造访客。”六朝隋唐的“风流”与现代汉语颇有差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论风流》一文提到，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特别是情，是对万物的一种深厚同情。如果说今日的风流是“喜”，那南朝人的“风流”毋宁说“悲”的成分更大。上文诗题中提及的大伴田主，是万叶诗人大伴旅人（665—731）的二弟，《万叶集》收大伴旅人《赞酒歌》云：“曩昔曾有，竹林七贤。其所欲者，酒而盈坛。”这就与中国魏晋南朝的人物性格非常相近。而《文选》中收录的刘伶《酒德颂》也是万叶诗人推崇的名篇。

    与《文选》相比，《玉台新咏》更加深入地形塑了日本文学耽美的性格。“耽美”虽然是近代以来日式唯美主义文学概念，但其精神源头则出自南朝的文学与佛教。梁简文帝萧纲本人就喜好色恋，幕下徐陵、庾信都是艳情诗歌的旷代高手。《玉台新咏》所表现的绮艳，与南朝的大乘佛教“无常观”互为表里，一同渡海传入日本。

    萧纲本人描写春景的《十空诗·如影》云：“息形影方止，遂物虑恒侵。”在他眼中，晚春的“色”与世界的“空”是一致的。又如其《桃红李白》诗所写的美女，对于无常变幻的南朝世界，她“不惜暂住君前死”。这种落花式的刹那与永恒，是日本文学后世的母题之一。要而言之，南朝君臣们对季节变迁、女性容貌敏锐的感觉，以及对“色”的世界的耽溺，深深感染了早期的日本诗人。如《石田王卒之时丹生女王作歌并短歌》云：“王子如柔竹，秀美有尊严。”对于其死则云：“如此后悔事，竟忘人世间。”

    又如《玉台新咏》所收《河东之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一题梁武帝所作）它描绘的河中少女美丽意象，就影响了《万叶集》中天武天皇的“河上岩群灵验，愿能杂草不生。少女身，永不变”。

    美国亚瑟·E·昆斯特在《亚洲文学》中说亚洲有中东、南亚、东亚三大文学传统，而东亚的文学传统起源于中国，“扩展到日本、朝鲜、蒙古、土耳其斯坦和越南”（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从东亚汉籍角度看，《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一部反映隋唐之际日本国整体藏书情况的目录书。它记载有众多种版本的《文选》《玉台新咏》，最有名的就是此后中土失传的唐钞《文选集注》。另外，该目录的“别集家”所记第一种，就是编订于南朝的《陶潜集》，此外尚有《鲍（照）集》《庾信集》《何逊集》《王融集》《谢朓集》《沈约集》《徐陵集》《梁简文帝集》等，几乎将南朝大家尽收囊中。如陶诗“盛年不再来”句，其中对时间的伤逝，就影响了《万叶集》所收《帅大伴卿歌》“盛年不再，倏忽此生”句，而“倏忽”一词同样也见于《文选》所收曹植名诗《朔风诗》“倏忽北阻”。

    众所周知，2019年5月日本正式采用新年号“令和”。据日方新闻云，“令和”的直接来源是《万叶集》卷五所收大伴旅人的序言：“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后之香。”但是，它的深层来源却应当是《文选》卷十五所收张衡《归田赋》：“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需要强调的是，《隋书·经籍志》虽然著录有《后汉河间相张衡集》，但此书并不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因此，大伴旅人等日本文人当时很难直接阅读到《张衡集》，故而说“东汉的”张衡作品影响了《万叶集》就颇不严谨，而要说是“南朝《文选》所收的”《归田赋》形塑了它的风流与耽美。同样的道理，《万叶集》卷七所收大伴旅人《咏倭琴》，其云“取琴先叹息；莫非琴胴中，藏有我妻”也不能简单说成“三国的”嵇康作品影响了他，而是其学习对象来源于“南朝《文选》所收的”嵇康《琴赋》“顾兹桐而兴虑，思假物以托心”。

    以研究南朝佛教造像著称，并挑战“北朝中心论”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吉村怜教授有言：“从文化上来说，6世纪的南朝宛如君临东亚世界的太阳，围绕着它周围的北朝、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都不过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阳光似的吸取从南朝放射出来的卓越的文化。”（《天人诞生图研究：东亚佛教美术史论文集》）在跨域文学、文化的研究层面，单纯“太阳式”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研究核心所在，影响必须与接收方（接收国）的主观选择结合起来考察，这就是“形塑”的过程——日本早期文化的自我选择与外在影响也走过了一条双重融合的道路。

    公元589年，隋军大将韩擒虎攻入建康城，延续170年的南朝宣告终结，中国历史迎来了隋唐盛世。然而，南朝的风流与耽美，却并没有失去她的影响力。虽然中唐以后，中国的主流文学界彻底摒弃了南朝骈俪文风，崇尚古文，但出乎意料的是，建康城朱雀桥边的野草花却穿越了地域、穿越了时间，令人惊奇地在另一个国度生根、发芽、壮大。今天，当世人赞叹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等日本文坛一流作家的文字中所表现出的澄明、洗练、空寂之美时，请不要忘记形塑他们文化性格的源泉之一，也有来自千百年前，大海另一边的“旧时王谢堂前燕”。

    （作者：童 岭，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