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自周公营建东都以后,古代王朝便多次定都于此,故后世有“九朝古都”之说。中古时,隋炀帝首先对洛阳城再次加以营建。唐高宗在位时,曾多次行幸东都,至武后执政时期,洛阳成为武周神都,在中古时期达到了鼎盛。作为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城市,洛阳吸引了许多人驻足。本文以敦煌石室所出的文学写本为线索,分析与洛阳相关的文学作品在敦煌的传播。
敦煌写卷中有一些与洛阳有关的单篇文学作品,如P.3480内抄于王粲《登楼赋》之前的《白头翁》末联残句,又如Дx.3871+P.2555内抄于孟浩然《闺情》之后的《白头老翁》。《白头翁》与《白头老翁》实为一诗,这首诗又名《洛阳篇》《代悲白头翁》《代悲白头吟》,作者为初唐时人刘希夷。刘希夷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县)人,上元二年(675)登进士第。《唐才子传》称其“美姿容,好谈笑。善弹琵琶,饮酒至数斗不醉,落魄不拒常检”。若相关记载不虚,可见在刘希夷豪迈奔放的表象之下,实际也潜藏着哀婉悲凉的心态。其笔下多首诗歌的风格,正与辛文房所言“词情哀怨”相称。此处所论的《白头翁》,便是这种心态的文学化表现。该诗在五言汉乐府《董娇娆》的基础上形成,刘希夷不仅将原诗的五言改为七言,而且诗中表现的悲凉情绪比原诗更甚。《董娇娆》以洛阳城东一位采桑的女子起笔,转而感慨“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但到结尾之处,作者又以美酒锦瑟抵御惆怅,一番悲情也就此打住。刘希夷在诗中增加了另一位抒情主人公白头翁,令其与采桑女双双共同表现红颜难驻、富贵难存、沧海桑田、老而成空的感叹。诗句中的“宛转蛾眉能几时”,是否影响到《长恨歌》的“宛转蛾眉马前死”,我们姑且不论。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却是以极浅白的诗句,道出了诗人对生命深处的敏感思索。这种由花落花飞产生的无限感慨和悲情,估计也只有《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能解此中味了。
除了文学作品中的洛阳少女和老翁,P.2621号写本背面,与《二师泉赋》《渔父歌沧浪赋》抄在一起的《子灵赋》,还出现了一位久困洛阳的青年学子。但全篇却由学子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和劝勉展开,正如赋中所言:“游洛经年月,看花始觉春。”“春日春树带春花,客子羁栖久别家。但看秋草枯憔悴,阳风渐拂即芳葩。君居簪子忙山侧,□夜长多泣叹嗟。”上文中的“忙”,张锡厚先生以为作“芒”,实则非是。忙山,即邙山。《太平寰宇记》卷三已言忙山,一名邙山,在(河南)县北十里,可以证实这位女子的丈夫正羁旅洛中。篇末作者还告诫洛阳诛(诸)贵子,希望他们能够周游四海,求取功业,日后封妻荫子,不要做庸碌等闲之辈。
虽然历史上在洛阳建都的王朝与西安平分秋色,但城市的实际规模和名胜景观方面,洛阳要稍逊一筹。即便如此,分布于古代洛阳城南北的龙门和北邙,自北魏以来就成为洛阳著名的城市地标。无独有偶,与这两处胜景相关的文学作品,也在敦煌写本中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分藏英法的P.2673、P.2544的正面和S.2049V+P.4994V的背面,所抄写的文学作品都有《龙门赋》和七言的《北邙篇》。
其中P.2673内,《龙门赋》与佚名的《北邙篇》,前后并不相连,二者中间还有署名安雅的五言古体诗《王昭君》。S.2049V+P.4994V与P.2544两件写本中,《龙门赋》与《北邙篇》则前后相连。除以上三件写本外,《龙门赋》还见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P.3885写本。关于诗体赋《龙门赋》的作者,除P.3885外,其余三件写本均署为河南县尉卢竧。卢竧的生平并不可考,目前只能确定河南县为唐代洛阳下辖的一个县,县治在洛阳东南。全赋表现了洛阳民众在清明节时,前往龙门乘游船赏乐舞品诗赋,在日落前惜别返程的场景。佚名《北邙篇》是一篇七言古体诗,与沈佺期的《北邙》一样,也是借北邙发思往怀古之情。该诗从青松白骨起篇,到汉家城郭、晋国衣冠一路写来,其中有四句写道:“墨池沙枯通草蔓,妆楼瓦尽向林倾。古箧重书宜笔迹,崩台鹤思若铉声。”比李白《吴宫怀古》和刘禹锡《乌衣巷》读来更令人心伤。
敦煌写本中的《北邙篇》除此之外,还有一首刘希夷的五言古体《北邙篇》。这首作品在P.3619内上与刘氏《死马赋》《白头翁》相接,并与《白头翁》形成一组有关洛阳的文学组合。原写本中诗名下无作者,王重民先生认为当系刘希夷之作。从诗作的内容来看,作者在开篇同样写道有人在春草萋萋的路边,见到一位松下而泣的白头老翁,进而由老翁带出一段对朝代兴衰的感叹。其中“高楼倏冥灭,茂林久摧折。昔时歌舞台,今成狐兔穴”,读来古意颇浓,堪比汉乐府《十五从军征》中“八十始得归”的凄凉之感。
此前已有学者指出,P.2673和P.3619、P.3885三件写本的字迹相同,可以想见抄写者不仅多次抄写《龙门赋》,对不同体裁的《北邙篇》也都有所关注。也有学者指出,S.2049V+P.4994V和P.2544两件写本虽然字迹不同,但抄写的内容基本类同。另外,P.2544又是从P.2673移录而来,因此这几件写本中也同时出现了与洛阳有关的《龙门赋》和《北邙篇》。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导致这些作品在写本中反复出现呢?
冷江山先生在分析P.3608+P.3252背面所抄的内容时,认为其中的《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寒食篇》《夜烧篇》以及《咒愿女婿文》《催妆二首》等,与婚祭仪式有密切关系。《寒食篇》《夜烧篇》两篇七言古体皆出自太原人王泠然之手。王泠然(692—725),一作王冷然,字仲清,开元五年(717)进士及第,后因仕途不畅,郁郁而早终。《寒食篇》中写道:“今年寒食胜常春,总缘天子在东巡。能令气色随河洛,斗觉风光竞逐人。”接下来的内容便围绕洛阳的节庆展开,士女老少纷纷出城,到郊外荡秋千、斗鸡、踏青、宴乐、乘舟、抛彩球、击马球。直至月上柳梢,众人才陆续回城。“南有龙门对洛城,车马倾都满路行。纵使遨游今日罢,明朝尚自有清明”,这是众人在归途中,对愉悦时光的无限追忆和自我安慰。所以《寒食篇》也是一篇名副其实的有关洛阳的文学作品,此后辗转流传保存在敦煌。据谭蝉雪先生研究,唐代的寒食在清明节前一日或两日,两个节日前后相连,敦煌地区的官员一般要休假三天。
如果说《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寒食篇》和《夜烧篇》与寒食清明的祭祀有关,那么联系S.2049V+P.4994V所抄的《咒愿新郎文》《咒愿新妇文》,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件缀合后的写本背面的内容也与婚丧及节日仪式有关。其中《王昭君》所写的明妃为客死并葬于他乡之人,刘希夷《洛阳篇》、邱为《老人篇》、佚名《老人相问嗟叹诗》都写到了老人,刘长卿《酒赋》和李白《惜罇空》都与酒有关,《龙门赋》与清明节有关,佚名《北邙篇》则与青松、白骨和坟墓有关。另外在与S.2049V+P.4994V内容相近的P.2544的卷尾部分,还抄写着王羲之的《兰亭序》,这篇作品向来被认为是书法的典范,但它的诞生与三月三日上巳节也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这两件内容丰富的写本,与招魂、叹老、奠酒、入墓、祭墓等一系列仪式之间的联系。
同样,P.3619将刘希夷的《死马赋》《白头翁》《北邙篇》抄在一起,也不仅仅是看重刘希夷的诗作。结合该写本开篇的苏癿《青(清)明日登张女郎神(庙)》, 就可以发现贯穿这些作品的主线,大概有清明、死亡、坟墓和祭祀。
综上所言,本文主要讨论了流传到敦煌的各类有关洛阳的唐代文学作品,众所周知,在归义军时期中原文学典籍在敦煌地区传抄得更为广泛,传抄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因此便有《珠英集》等在敦煌的流传,这是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历史典范作用,因为它们作为经典被一代代人模仿借鉴。除此之外,文学特别是诗赋,还具有社会实用价值,有时为了实用的目的,不惜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甚至对作品形成破坏。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在第九十九回,为表现周武王灭商后早朝的盛况,竟然引用了王维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稍具文学史眼光的读者,就会看出这不是小说作者的诗作,但将其置于各方诸侯朝拜武王的场景之下,并无太大的违和感。这样的手法还体现在明清传奇每出的上下场诗,这些在文字游戏基础上形成的集句,也侧重文学作品的实用性。所以敦煌藏经洞所保存的文学作品,也包含了这两种类型。特别是通过敦煌写本这一形式,我们看到相关文学作品在其他地域的流行、传播、改写等情况,这也折射出在别集流行以前,文学作品在相关场景中的具体作用。
(作者:邵小龙,系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