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桥梁记的多维价值

    桥梁记脱胎于汉魏桥梁碑文，桥梁碑文是将修桥始末形成文字、勒石刻碑，以称扬功绩、远播声名，常涉文体有碑、铭、颂、赞、记，记文与其他类别多有交叉，甚或“异名同体”。自汉徂宋，桥梁记文逐渐独立开来，在其演变历程中，创作主旨与语言形式的变化最为明显，具有多维价值。

    从创作主旨看，宋前桥梁记主要是歌颂功德。宋前四篇桥梁记，于子健《武德郡建沁水石桥记》（后魏）、崔祐甫《汾河义桥记》（唐）、乔潭《中渭桥记》（唐）、刘丹《西郭桥记》（唐）皆与赞、铭等文体创作主旨相似，都是颂功。入宋后，桥梁记创作主旨由称扬外在事功向表达内在自我转化，作者常借修桥话题论政治理念，滕强恕《平政桥记》云“政有大体，推诚心，昭公道，行实政，而民不与焉，如斯而已”；或讽时局弊病，范成大《重修行春桥记》论“今天下仕者，视剧县如鼎沸，屏气怵惕，犹惧不既”；或宣德性品格，曾巩《归老桥记》赞赏柳侯老而归乡、不贪仕禄，“明于进退之节”，随着宋代理学风气渐浓，桥梁记主观性、哲理化倾向也渐强。从语言形式看，宋前四篇桥梁记皆为骈文，文辞工整华美。乔潭《中渭桥记》（唐）描述建桥过程“京兆尹紫绶而董之，邑吏墨绶以临之。远迩子来，结构勿亟；无小无大，咸称天休；经之营之，不愆于素”，整饬精美、藻饰铺排。究其原因，一是受时代文风的影响，二是源于桥记最初竖碑颂德的功用。然而骈语记事常因对偶形式所限，桥梁尺寸、经费来源、工程处理等细节难以准确说明，剥去宋前桥梁记浮华的辞藻外衣，详细信息并不多。宋代桥记则主要以散体书写，语言形式自由、平实严谨，利于记事议论，文中地理变迁、桥梁兴毁、建筑原理、材料工费、规模尺寸、修建者品格的书写因此更全面细致，文章篇幅亦较宋前普遍变长。同为书写建桥过程，宋代文同《众会镇南桥记》“端夫昔已深恻，治且未暇，殆今视之犹尔，议将桥焉。其季师皋而说之，愿亦输其家赀，以佐厥役。架材通沟，琢石补道，长袤高广，完好坚直”一段，与唐代乔潭《中渭桥记》相比流畅自如得多。虽然仍有个别篇章有意复古，如杨亿《南津桥记》以骈句为主，工整流丽，宋祁《寿州重修浮桥记》采用铭文体例，全篇四言写就，素简古雅，一些散语为主的桥梁记也间用骈语，但挡不住宋代桥梁记散文化脚步，并最终定型为桥梁记的语言范式，影响深远。明清两代唐顺之、程敏政、仇俊卿、方苞等文人的桥梁记皆予沿袭。宋代处于桥梁记文体发展历程中的繁荣定型期，关注宋代桥梁记的主旨、语言、结构、内容等方面的文学书写对古代文体演化规律和中国叙事学研究很有裨益。

    宋代桥梁是我国古代建筑成就的重要体现，很多桥梁实体今已消失，《清明上河图》中壮美虹桥只存在于画作中，其尺寸规模等具体信息均不得而知，实为憾事。宋代桥梁记则有助于弥补这一缺憾，今人可据文中桥梁修造的时间、地点、工费、修造者等准确信息，管窥彼时文明。宋代蔡襄在泉州主持修建的万安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河流入海口的大型石梁桥，几经修缮，沿用至今。《宋史·蔡襄传》、仇俊卿《重修洛阳桥记》（明）中记载了修桥采用的“筏型基础”建桥基法、“种牡固基”固桥基法、浮梁法等先进方法，领先世界约一千年。闽地一带的盘光桥等，皆仿照万安桥而建。万安桥在中国乃至世界桥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史料更显珍贵。大桥竣工后，地方官兼主持者蔡襄写下《万安桥记》并刻碑桥旁，文章记载了修建起讫时间“始造于皇祐五年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讫工”，桥墩数量“垒趾于渊，酾水为四十七道”，桥梁尺寸“其长三千六百尺，广丈有五尺”，所耗工费“靡金钱一千四百万”，工程执事人“卢实、王锡、许忠，浮图义波、宗善等，十有五人”等信息，为后人保留了准确而珍贵的史料。不唯《万安桥记》，宋代其他桥记中皆有关于修建桥梁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记录，对后人研究中国桥梁史、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

    桥梁科学涉及桥梁的用料、结构、设计、施工等方面，在宋代桥记中皆有体现。宋代桥梁记中记载了当时桥梁的用料情况，主要材料有木材、石料，辅助材料有铜铁、竹藤等。以木质为主的，石介《宣化军新桥记》记载桥的五杠、三十七柱、七十八梁，皆用壮大耐腐的巨木搭建；石质为主的，魏了翁《宝庆府跃龙桥记》中所记的跃龙桥有七个椭圆形石墩，墩上搭石梁、叠石墙；有木石兼用的，魏了翁《绵竹县湖桥记》所记之桥便是石砌墩柱，梁上盖有木屋；有石、铁兼用的，苏辙《齐州泺源石桥记》载建桥材料“取石于山，取铁于府”；其他常见材料还有瓦、竹等，文同《东桥记》记载造东桥所用材料“治木百章，砻石百磸，覆瓦五千枚，剖竹三百个”。每种材料的选择，都会依据桥梁所处的地貌、水势、气候等因素而综合设计考量。

    宋代桥记中记载了多样的桥梁类型，北方以平坦的木石梁桥为主，便于大车载货行驶；江南多石拱桥，凸起宽敞的桥洞便于船只于密集水网中穿梭；闽地盛产花岗岩，石墩石梁桥盛行；大江大河修造桥堤桥墩困难，联舟而成的浮桥最为常见；多雨地区多见屋桥，于梁上建屋挡雨，保桥护人。浮桥历史最为悠久，从《诗经》所云“造舟为梁”至宋代已有两千年。吕祖谦《抚州新作浮桥记》所载“联舟为梁，合五十余艘”便是浮桥，各座浮桥因船只大小、水域宽窄不同，所用舟楫数量和规模尺寸也差别较大，宋祁《寿州重修浮桥记》中浮桥用了百余艘船，范成大《平政桥记》中浮桥用了七十二艘，洪适《知政桥记》中浮桥则仅用三十四艘。宋代屋桥、亭桥也颇为流行，黄震《抚州崇仁县黄洲桥记》记载桥上建屋四十楹，王庭珪《凤林桥记》记载桥上有“彩虹亭”“跨江亭”，在江南闽粤之地，桥上建屋可减少雨水对桥梁的侵蚀，提高桥身抵御冲击的稳定性，方便行人避雨休憩，美化桥梁外部形态，甚至有些头脑灵活的市民，将亭屋修整为酒馆贩铺。宋代桥记以精练雅洁的语言记载的诸多建筑科学信息，对中国桥梁建筑学研究而言，亦颇为可贵。

    （作者：李佳，系吉林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