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自然派作家今日观

    俄国自然派的创作活跃于19世纪40年代俄国民族自我意识高涨的年代，其作品中体现着为祖国服务的公民精神，以国家前途为己任的使命感，因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倾向被看作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早期阶段。自然派以别林斯基的理论为指导，以果戈理的创作为核心，凝聚起一批青年作家，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冈察洛夫等都名列其中。他们的创作不仅主导了俄国19世纪文学的走向，更因其为民族复兴服务的精神至今仍能与时代产生共鸣。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散文之父，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自然派的灵魂人物，他文学创作的核心可以阐释为一破一立。

    果戈理的“破”体现在他对俄国社会现状的剖析和批判上，他的风格幽默犀利，被鲁迅先生盛赞为“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的作家。果戈理批判俄国现实的集大成者是《死魂灵》，小说以乞乞科夫收购死农奴的行程，静态地展示了俄国地主阶层的腐朽没落，官员的贪污腐败，通过乞乞科夫的典型性格塑造，动态地展现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形成，通过介绍被买卖的死农奴和即将步入死者名单的底层人民，展现了俄国农奴艰难的生活现状。

    果戈理的“立”体现在他对俄国文学民族性的确立和阐释。“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他评价普希金的这句话也是自己创作的写照。1831年，他的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嵌着大量乌克兰民间传说，携着小俄罗斯的神奇征服了帝都彼得堡。小说的成功不仅仅是由于陌生化产生的美感，更重要的是民间传说中蕴藏着的民族认同感。果戈理对乌克兰民间传说的搜集和整理，与德国海德堡浪漫派格林兄弟编撰《格林童话》的目的一样，作家显然是希望借浸透着民族文化起源时期精神沉淀的母题，唤起当代人的精神认同感，实现移风易俗，恢复宗法制时期的淳朴民风的目的。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是著名俄国诗人，自然派的灵魂人物之一。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开创了平民诗风，与爱国精神和公民责任感密不可分，密切反映俄国解放运动的节奏，聚焦底层人民的生活，他因此赢得“人民诗人”的美誉。《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他的代表作，长诗选取七个在俄国寻找幸福者的农民，通过他们的视线展示专政阶层的没落，底层农民的艰难，更重要的是发现真正能在俄罗斯幸福生活的人。他们发现，只有为新生活斗争的人，才生活得充实而快乐。涅克拉索夫本人也是一位奋斗者，1876年，他在《致齐娜》中写道，“谁为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人类兄弟而进行的斗争，谁才是不朽的……”一年半后，诗人与世长辞。尽管《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未能最终完成，但涅克拉索夫实际上已经用自己的人生完美回答了这一问题。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出身大贵族家庭，却在少年时代就立下汉尼拔的誓言，毕生与农奴制作斗争。1852年，他因公开纪念果戈理被捕入狱，却在狱中完成了更具反抗精神的《木木》。屠格涅夫堪称最能把握时代脉搏的作家，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系列形象因他的《多余人日记》而得名。同样的多余人，在他的笔下显得层次分明，罗亭尽管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但一直在为俄国社会的变革献计献策，《贵族之家》里的拉夫列茨基则连自己的人生都不愿参与，期待死亡的来临。两部作品出版的时间仅间隔三年，作家却清晰地反映出多余人日渐边缘化的节奏。19世纪60年代初的《前夜》和《父与子》中，屠格涅夫将“新人”作为时代的主人公，让巴扎罗夫在与巴维尔的决斗中胜出，作家以此宣告，平民知识分子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公。19世纪70年代后，屠格涅夫旅居法国，被称为欧化作家，但事实上，旅欧生涯不仅没有让屠格涅夫远离祖国，反而给他提供了更客观的视角。另外，他的侨居生活也让俄国文学更迅速地融入欧洲文学之中。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因《穷人》被誉为“新的果戈理”，但他显然更愿将风貌素描似的细腻笔法用于镌刻人的内心世界。他常常让主人公困守在地下室，死囚室，在绝望与孤独中反思自己的灵魂，这也决定了他在社会变革方面具有改良主义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过死亡，作为彼德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1849年12月22日，他被押赴刑场，尽管死刑最终改判成服苦役，但作家确实亲历了濒临死亡的绝望。他回忆说，自己仿佛在死刑中被斩首，失去了痴迷精神最高需求的头脑，改用心灵去体验健全的精神生活。他不再执着于做生活的导师，将话语权交给自己的主人公，形成了独特的复调艺术。《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本身就具有复调思想，他与索尼娅等各怀不同信念的主人公展开的思想辩论也具有复调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探索不仅停留在文学创作层面，他提出根基主义的概念，主张俄国应摆脱外来思想的影响，回归民族文化精神，这一本土民族文化审美思潮在19世纪与西欧派、斯拉夫派激烈争辩的年代，团结了一大批信徒。他对普希金的阐释，对奥涅金形象的解读，将塔吉娅娜论证成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良方，都建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

    “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人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的这一观点堪称他自己的人生总结，也是自然派作家的精神写照。别林斯基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是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不足37年的人生里，他笔耕不辍，宣扬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总结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阐释艺术创作的规律，将自己的生命与祖国的命运牢牢编织在了一起。

    作为自然派的理论奠基人和创作导师，别林斯基与果戈理本是文学挚友，最终却分道扬镳，是因为他们为俄国的发展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渐行渐远的还有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疏远与争议并不意味着背弃，改变俄国现状，实现民族复兴的初心将自然派作家凝聚在一起，走出果戈理的外套后，他们的创作各具特色，但始终不变的是对自己初心与使命的坚持。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突破小我，胸怀祖国，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自然派精神正是他们的创作可以跨越时间，跨越文化，在当代仍能引起共鸣的根本原因。

    （作者：于明清，系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