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新风貌 新超越

    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与新世纪的社会生活一样宽阔丰厚，滚滚向前。社会经济生活的高歌猛进，思想观念的风云激荡，直接推动着文化创造的勃兴与超越。

    在接续乡土文学优良传统方面，贾平凹的《秦腔》勾画出商州、秦岭一带农村新旧转型时期的斑驳画卷，把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写得感人至深。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以恬淡舒缓的笔调，反映当代农村女性争取独立与尊严的艰难和喜悦。铁凝的《笨花》在回望历史中寄托情怀，留在读者心里的并不是呼啸而过的历史飓风，而是经受冲击后，顽强的乡野平民和广阔的乡村生活所体现出来的巨大包容性，以及我们民族仁义、正气、自尊、自强的精神品格。

    这一时期，对革命历史与革命战争的重述展现出新的风姿。黄亚洲的《日出东方》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将中国革命史上的风云际会写得惊心动魄。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在诠释战争、权力、政治的同时，聚焦人性、欲望、命运的交织。都梁的《亮剑》反映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时期，一个部队硬汉体现出的人性尊严。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独具特色地描绘出与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革命者及其后代们的命运和心路历程，既真实可信又扣人心弦。

    知识分子题材的深入开掘同样是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宗璞的《东藏记》，以女性的温情笔调，生动展现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在战火逆境下胸怀家国天下的境界，讴歌了一代人的坚韧坚守和博大胸襟。刘醒龙的《天行者》讲述了一群20世纪90年代基层民办教师的辛酸经历，分享乡村教育的艰难。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串接起一个个发生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人、不同时代的爱情故事。李佩甫的《生命册》刻画了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探索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面前失去方向的可能性，具有很强的内省性。

    以制度运行、经济变革为背景的叙事在新世纪同样有新的进展。陆天明的《省委书记》与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至高利益》等作品一样，以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为己任，全景式表现社会矛盾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各方面势力的较量，塑造了三代省委书记的形象，具有动人的现实主义魅力。何香久的《焦裕禄》从一个穷苦孩子的艰难求生讲起，挖掘了焦裕禄与自己脚下土地的关系、与自己家乡的关系，还原了一个贫苦家庭子弟成长为基层领导的过程。与现实人物塑造并行不悖的是作家对历史人物的深度挖掘。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跨越康、雍、乾承先启后数十年的历史，以笔立史，刻画了雍正皇帝一代帝王的饱满形象。

    奇幻瑰丽的边疆地区成为作家锻造力作的土壤。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借一位老妇人之口，写出了鄂温克族人口式微、艰难繁衍的大爱大痛，讴歌了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范稳的《水乳大地》塑造了藏传佛教活佛、纳西东巴教代表、基督教传教士、红汉人干部还有不惧天地鬼神的康巴汉子等形象，小说在流光溢彩的故事讲述和跌宕起伏的冲突塑造中，很好地反映了多民族混居、多文化冲撞与融合的必然。杨志军的《藏獒》展示的是藏獒之间、人与藏獒之间的种种矛盾，借此讴歌为草原和平做出巨大牺牲的人与藏獒，在塑造传奇中体现出豪迈悲凉的风格。姜戎的《狼图腾》写了我国政治文化氛围极为特殊的年代里，内蒙古草原牧民维护草原生态平衡的努力，也书写了狼这一物种凶悍残忍但智慧协作的精神。

    进入新世纪，城市题材小说的创作既源自新生活的推动，也是回望过去的结果。毕飞宇的《推拿》力图写出盲人的爱恨情仇和酸甜苦辣，表达他们同样需要被尊重和被关注的精神需求。小说节制却富有张力，看似浅淡却极有力量。金宇澄的《繁花》试图重新建构上海普通民众生活的原生状态，在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还原上海城市生活。对古代传统叙事、极简风格的追摹，对日常细节的归真式探究，使《繁花》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而关注城市里人的成长，描摹人在成长阶段的迷茫、激情、浮躁，单纯、怯懦与善良，则构成了苏童《黄雀记》令人难忘的元素。陈彦《装台》写的是城市最底层里的小人物，他们快被生活压垮了，但始终希望拥有自己的价值和生命尊严。作家在还原这些人的生活时，始终没有忘记把充满烟火气的世情与多彩的人生和盘托出，折射出人性的温暖。

    在网络文学与科幻小说方面，阿耐的《大江东去》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国营、集体、民营和外国资本等几种主要经济形态在中国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交织出一幅转型时期，工人、农民、小市民、个体户、企业主、政府官员等人物命运纵横交错的社会图景。刘慈欣的三卷本《三体》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毕竟，对希望的执着，对人性的探究，有助于人们超越现实，开拓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也正是科幻文学的力量所在。

    从新世纪以来这些优秀长篇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现实主义仍然是当代文学创作具有主导性的潮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创造，其特异性、精神超越性和审美创造性有了新的发展。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合力影响下，长篇小说的思想追求、美学品格和文化趣味使之成为国民阅读的主流，体现出多种文化要求、文化风格、文化境界兼容并包的景象。

    （作者：梁鸿鹰，系文艺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