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似火 沉思如水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长篇小说经历了由激情向沉思转变的阶段，激情似火，沉思如水。

    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经历过一场政治动荡的破坏后迎来复苏。在恢复现实主义本来面目的实践中，作家们陆续推出了新作。这些作品也是作家们长期文学积累和思想沉淀的结晶，充分证明了共和国70年的文学发展一个完整的历史流程。

    魏巍和刘白羽是历史的亲历者。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就开始动笔，几经磨难，也反复修改，才有了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某英雄团为主线，展现中朝两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东方》。刘白羽在1949年写完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后，就开始酝酿写一部长篇小说，以实现表达创建新中国深沉内涵的夙愿。经过20多年努力，他写出了描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原、建立新中国宏伟篇章的《第二个太阳》。周克芹“文革”期间生活在农村，广大农民在极“左”路线下的悲惨遭遇引起了他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与思考。1978年他正式动笔，很快完成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这几部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强大基石的见证。《东方》和《第二个太阳》是现实主义军旅叙述的基石，《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现实主义乡土叙述的基石。姚雪垠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写作的《李自成》则是现实主义历史叙述的基石。只有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延续性和强悍性来认识20世纪70、80年代之交的文学语境，才能理解这些作品的分量。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也是他几十年生活积累和思考的结果，萧克的《浴血罗霄》更是一部前后写作了40年的小说，小说特殊的战争韵味正是因为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历史的浸染而获得。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文学思潮此起彼伏。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铭刻着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转化的轨迹。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是改革文学兴起时最为精彩的亮相。刘心武的《钟鼓楼》体现了文学对人道主义的回归。

    改革，是80年代最强的社会呼声，也成为80年代文学最重要的主题。柯云路的《新星》把视角对准了改革开放初期县城的干部和百姓，以充沛的激情描写了改革之年的政治斗争，着力塑造了李向南这一改革干部的形象。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则把目光投向改革浪潮中的平凡人物，寻访平凡世界里不平凡的灵魂，作者朴实的现实主义叙述和真诚的写作姿态，是这部小说长年受到读者特别是平凡世界里年轻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

    知青文学是80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知青文学从整体上说具有理想主义特征。叶辛的《蹉跎岁月》是较早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在文坛一片“伤痕”控诉声中，叶辛内心用对理想和青春的缅怀吟唱出另一种旋律。梁晓声是一位始终高扬着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家。他不仅对以往的理想岁月充满眷恋，而且还希望让理想能够在今天这个新的时代得到延伸，这是他写作《雪城》的深层动机。

    20世纪90年代从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走出来。社会对世俗和物质的追逐呈疯狂的程度，促使人们进入沉思，寻找精神的依托。知识分子发现了民间的价值，将此开辟为一个独立的叙事空间。张炜将此称为“融入野地”的精神状态，并形象体现在《九月寓言》之中。王安忆的《长恨歌》则是一种立足于“都市民间”的写作。小说以活泼的形式创造了一种都市的民间文化形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90年代隐秘民间“家族史”中的代表，他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以“仁义”为基调的宗法文化的坡塬。

    新时期文学在逐渐恢复现实主义应有魅力的同时，还朝着另一个向度寻找突破口，即从现代主义思潮中汲取资源。它由此大大拓宽了小说表现的艺术空间。得益于西方现代派的手法，莫言重新处理本土经验，创造了一种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命名的“幻觉现实主义”，他的《红高粱家族》就是幻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韩少功对于现代主义的学习则偏理性，《马桥词典》完全采用非小说的叙述结构，以词典的形式为思想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他赋予了语词以独立的生命及神秘精神。

    经历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洗礼，作家逐渐建立起明晰的政治情怀，使小说紧扣主流政治走向。周梅森始终关注中国当代政治的变化，当经济改革向着纵深发展后，政治体制上的问题逐渐成为最大的掣肘。于是他写了《中国制造》，在小说中大胆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张平的政治敏感落在人们普遍关心的反腐问题上，其小说《抉择》展示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和尖锐性。柳建伟敏锐地觉察到军队在和平时代的困顿，他的《突出重围》正是把这种困顿当成真正的敌人从正面出击。小说描写了模拟高科技条件下的一场局部战争大演习，以极大的思想勇气直面中国军队面临的严峻挑战。

    这一时期，作家们的艺术触角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在风格上不断创造出新形态。曹文轩的小说在审美风格上独树一帜，《草房子》是他追求优美理想的代表作。小说以优美的文字、纯情的童年故事，营造了诗般的艺术情境。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以茶文化为题旨，是一部描绘中国茶人在近、现代史中命运的长卷。小说起承转合自然圆熟，在家族史叙述上提供了文化叙述的尝试。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也来自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阿来的《尘埃落定》展现了独特的藏族风情及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它以一种新的小说样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新”主要体现在思维的悟性、结构的神游。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旨归在铸造多元文化交融、拼撞中焕发出的蓬勃不息的生命意识和平凡伟大的人格。

    从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燃烧，到20世纪90年代的冷静沉思，时代为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与背景，同时也展现出一条贯穿始终的当代文学传统。

    （作者：贺绍俊，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