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著书者说】 

    编者按

    2018年底到2019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在澳门大学讲堂上与七位博士生进行对话，此后整理成《文学史发生学对话录》一书。作者目的在于以一种新的思路、新的眼光、新的情怀和新的方法，把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精神史结合起来研究，而且要结合得有理有据、融洽无间，做到有思想、有神韵、有趣味，做到雅俗共赏、中外共赏。本文从几部古代经典出发，试图探寻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我在澳门大学带的几个博士生对学界流行的十几种文学史，包括《剑桥中国文学史》、日本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进行过详细分析，从中抽引出一些文学史发生学的重要命题。他们尤其研究了《剑桥中国文学史》对明代的商业经济和八股文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日本汉学家对元杂剧跟日本能剧之关系。在与他们的对话中，我感觉到博士生们高度重视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我们师生的对谈首先从文字至文章讲起，以“葛天氏之乐”，作为与乐、舞未分的诗歌的开端。我们一致认同鲁迅从文学的角度，突出庄子和孟子，以独到的眼光建构文学史的叙述形态，精心剖析了若干文学史的亮点，敏捷而精神。例如，在讲《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鲁迅每一个章节都注意小说发展跟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思潮、民俗信仰的关系，形成了折叠着的文化图卷。鲁迅在北京女高师和北京大学的课堂上，用富有幽默感的白话讲演《中国小说史略》，揭示小说故事的背后大有猫腻，听讲的人都在下面窃笑。博士生们慨叹，可惜那时候没有录音设备把发笑的地方记录下来，流失了很多文学史写作的智慧。

    文学史应该破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大难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和《孔子世家》都相当详尽地记录了孔子到洛阳向老子问礼。根据《礼记·曾子问》，孔子赴周问礼于老聃，在一次出殡途中，遇上日食。按照周礼，上午出殡，中午还要赶回来举行虞祭，即所谓“日中而虞”，把灵魂迎回宗庙。经过严密考证，此事发生在公元前511年周历十二月初一，新历11月14日。用现代天文学进行验证，他们遇上日食在上午9点56分，与周礼的规定若合符契。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大考证。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老子的道与礼，孔子接过来建构以仁、孝为核心的礼，开启了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概念史源头，开创了中国古代思想原创的黄金时代。所以，中国文化根柢上重大命题的解决，会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获得重大的突破。

    讲述神话传说，中国有中国的特质、方式和形态，无须亦步亦趋地紧跟西方的后尘。只有尊重古代智者的文化原创权，才能夯实文化的根基，挺直文化的腰杆，迈开文化的健步。屈原的《离骚》和《天问》就开创了一种原创性的形式。《天问》开篇就说：“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开篇一个“曰”字，简直是石破天惊。那么，是谁在“曰”？按照古老文献的规矩，应该是“天问曰”，天是发问的主体。《天问》整体373句，1560字，一口气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人生提出了173个问题，被誉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全篇诗歌用茫茫苍天的口气，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错乱发问，以一种理性的怀疑主义瓦解了传统的神话观、历史观和文化观。王逸《楚辞章句》认为，屈原被放逐，忧心愁惨，彷徨山泽，过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因而“呵壁问天”。对于祠堂壁画，王逸的儿子王延寿经过实地调查，作《鲁灵光殿赋》加以印证：“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这是汉初的楚风壁画。由此印证，《天问》在人类文学史上第一次使用时空错乱的笔法，它是从中国图画的流动视点，而不是一两千年后西方由心理学的角度，进入时空错乱的。

    《汉书·艺文志》记述从《伊尹说》到《虞初周说》《百家》等小说十五家，为首是《伊尹说》。经过考证，《吕氏春秋·本味篇》关于伊尹奇异出生及其以“至味”游说商汤王，已被学术界指认为《伊尹说》佚文，共2500字左右。相传，伊尹用烹调术说服商汤王，印证了治理国家也好，带兵打仗也好，就像烹调术一样，找齐东南西北各种材料，就是收罗各种人才；准备油盐酱醋各种佐料，就是人才各得其宜，发挥各自的特长；然后还要掌握火候，选择有利的时机。这样就能治理好国家，就能够带兵打仗。由此可知，中国小说发端于战国。

    文学史蕴含着文化精神史。诗是唐人最高的精神方式，唐朝因国力是最强盛的，它的文明形态带有引吭高歌的豪情和骨气。讲唐诗，实际上用两个掌故就能够讲出它的精神风貌，展示一个诗的唐朝。一个掌故涉及唐代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的“旗亭画壁”：“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尚未当官），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诣旗亭，贳（赊）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偎映，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治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俄而，一伶拊节（打拍子）而唱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高）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王）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大笑）？’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竟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在诗意浓郁的盛唐，诗歌传唱的广泛，成了衡量诗歌优劣的标准。

    还有一个掌故涉及李白赋《清平乐》。传说宫中牡丹盛开，唐玄宗、杨贵妃赏花，传令李白制作新词，李龟年手捧檀板纵声歌唱。这里包含着五个“第一”：诗歌第一的李白，权力第一的唐玄宗，美貌第一的杨贵妃，花中第一的牡丹，唱歌第一的李龟年，这些人物组合成一个锦绣盛唐。尽管某些地方经不起考证，但是聚合了“五个第一”，就是一种精神现象。李白赋《清平乐》与“旗亭画壁”两个掌故，彰显了唐人以诗歌为最高精神方式的气象和风采。

    对于《红楼梦》的深层把握，不能简单地把它解读为曹雪芹的“自叙传”。清代笔记记载：“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按指乾隆）末年，和（和珅）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后遂以此书为明珠遗事。”“红楼”两字在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诗词中反复出现，比如他有一阕词说：“别绪如丝睡不成，那堪孤枕梦边城。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他还有一阕《金缕曲·亡妇忌日作》：“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对于声名鹊起的《饮水词》“红楼”“葬花”意象，曹雪芹当然是熟知的。其实，曹雪芹写的是曹寅家族，只不过不是依葫芦画瓢地写这个家族。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为了迎接康熙帝南巡，在南京建了华丽的私家庭院“随园”，而且曹雪芹少年时代也的确是在这个园子中长大的。另一个“因缘”是恭亲王府花园。曹家被查抄后，曹雪芹曾寄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房，由表兄福彭引导得以游览和珅宅邸，即后来的恭亲王府花园。《燕市贞明录》说：“地安门外，钟鼓楼西，有绝大之池沼，曰什刹海。横断分前海、后海，夏植荷花偏满；冬日结冰，游行其上，又别是一境。后海，清醇王府在焉，前海垂杨夹道，错落有致，或曰是《石头记》之大观园。”同时，《红楼梦》受惠于戏剧文学《西厢记》《牡丹亭》的花园建筑与爱情寄托。《红楼梦》的“意会”在于中国传统贵族的文明到了烂熟而盛极难继，必然到腐烂崩溃的历史时代。因此，建构出中国《红楼梦》研究的学理体系和话语体系，发出中国学术的原创声音，这才对得起《红楼梦》所谓“标题诗”的期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以荒唐言包含着辛酸泪，泪中有社会史、家族史、人生史的百般辛酸，荒唐言中有神话学、宗教学、审美学的透顶荒唐。他们之间的精彩结合，展示了贵族中国衰落、崩溃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图册和人物画卷。

    文学史是作家作品经典创造的历史。但是，要搞清经典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就要“既把握经典，又凿破经典”。苏东坡前后《赤壁赋》和《水调歌头·赤壁怀古》，是其文学的高峰。他因乌台诗案，几乎丢掉性命，被贬谪到黄州，从生命中嚼咀出一团火光，在火里、水里、油里浸泡，才炼出闪闪发光的金刚石式的名篇。在《水调歌头·赤壁怀古》中，他用长江、明月祭奠“人生如梦”的生命。所以，一是要把握经典，二是要凿破经典，给经典一个新鲜的、深度的解释。

    谈论文学史发生学，一个关键就是关注文学史著述者的本体素质，一是要懂得哲学，包括宇宙哲学、生存哲学和神话哲学；二是要懂得诗，因为诗是文学的精华，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文学通向高远精深的精神通道；三是要知晓中西文化的特征，从而以返本还原的方法，揭示中国文学的原创性本体特质和发展脉络。文学史著述者的本体素质，决定了读书的深度。唯其如此，才能彰显比天还大的中国心、比地还厚的中国情，才能以故事的形式打开民族历程、民族文化精神的教科书。

    （作者：杨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