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把功夫放在艺术之外

    近日，“守正求新——韩天衡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展出了当代海派艺术代表人物、金石书画家韩天衡的350件作品，成为其70年来创作的一次集中回顾。近5年来，文艺界针对繁荣文艺、促进创作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讨论，其中，优秀文艺家的看法与观点尤为受人关注。作为国家一级美术师，当代篆刻领域领军人物，韩天衡有哪些艺术创作方法和创作理念？近日，本报记者对韩天衡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自幼年开始学习书法篆刻，70余年从未中断创作。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兴趣之外，您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经验？

    韩天衡：有好的老师是非常重要的，搞艺术没有好的老师指导，就像是“盲人摸象”。我之所以有一些成就，就是因为我有一批大师级的老师。年轻的时候，我曾拿着自己刻的图章去方介堪先生开会的地方求教指点，因为常常见面很仓促，方介堪只能简单指点说“这个好”“这个不好”。带着方先生的意见，我就回去自己反复领悟。

    我的作品放在那里一个星期，我就能看出自己的毛病。一个清醒的书画家，可能始终是“纠结”的，会经常照镜子，也会经常宽慰自己，甚至年轻的时候经常“卡壳”，总会怀疑自己“我到底是不是这块料”，但重要的是要不断纾解自己的困惑。运用辩证法的观念，我懂得眼高手低是规律、是常态，应该用眼高来鼓励自己的手高，而不是贬低自己的手低。

    我在70岁出头时，刻了一方印，叫“老学生”，须知老师在不教学生时自己也是学生。前几年又刻了一方印，叫“老大努力”，从前人们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现在是觉得“老大不努力，一生徒伤悲”。

    记者：书法、绘画、篆刻这三类中国传统文艺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您如何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的精要之处？

    韩天衡：对一门艺术研究得深入之后，会把握一种规律。艺术的内在规律性往往是共通的，表现手法是相异的。艺术贵在打通盘活。艺术的各个门类犹如偌大的蜂巢，而打通盘活实为不易，需要靠数十载如一日的读书、思考、体悟、历练和践行。

    我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提炼为“诗心文胆”，“诗心文胆”是建立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记者：关于文艺评论，有人说“诗人死在评论家里面”，有人说“文艺批评是一面镜子”。作为创作者，您如何看待艺术与艺术评论之间的关系？

    韩天衡：曾经有人撰写过文章《韩天衡篆刻中的习气》，对于这类批评文章，我非常支持发表。艺术评论就像是观众在观看两个足球队比赛，大家评论的不只是球队，还有裁判。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有个人风格，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会是绝对完美的，“习气”可能是一个人站在太阳底下的影子，但是影子大于本人的形象是不行的。

    我曾写过文章，题叫《感恩批评》。从4岁学写字，6岁学刻印，我尝到过许多次批评对我的好处。表扬是糖，批评是药，糖可以少吃、不吃，但有“病”之躯，药不能不吃。一个人的成长更多的不是来自于表扬，而是来自于严谨的、入木三分的批评，只有帮助你的人才会直率、慷慨地指出你的缺点，改掉一个毛病就往上迈出一步。

    记者：在您的学习和创作经历中，理论学习占据怎样的地位，艺术创作者如何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

    韩天衡：天下唯一“吃不饱”的乐事是读书。在我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会读《毛泽东选集》，当时对《矛盾论》和《实践论》很感兴趣，从这里又开始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著作，接着又开始阅读费尔巴哈、黑格尔等人的一些哲学经典，所以“辩证法”的学习对我影响很大，让我认识到任何事物都要多面考虑，更要注重度的把握。一些中国的经典文论、画论也对我影响很大，那些都是高明的、启迪思路的。

    我的创作过程是用思考、理念引领创作，不会草率地开始。获得艺术创作的源泉往往要把功夫放在艺术之外，要跳出庐山看庐山。

    记者：本次展览的主题是“守正求新”，您近年来新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韩天衡：汉字“六书”中有一条造字方法为“会意”，这是我近年来的创作理念，我由一个字的“会意”拓展为表现一件作品。比如2017年刻的一方印“愚公移山”，整个“山”字包围着其他字，用这种方式来表现愚公移山。一些朋友居然能释读出来。这方面也有一些在绘画上的尝试。

    艺术要推陈出新，是区别于古人、区别于前人、区别于故我的艰辛劳作。我在2011年刻了一方印，叫“放胆”，就是要让自己保持艺术的新鲜度，要不断提醒自己，探索更新的自己。创新不是表象上区别于别人，而是不断地让自己蝉蜕龙变、守正创新。我提醒自己，刀笔观照时代，作品应有担当，用理念支撑创新，至于能不能被接受、立得住，还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本报记者 陈 雪 谭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