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中国式大片,以8天50亿元票房成绩创造了“史上最强国庆档”,也给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治理带来新的思考。
成功没有偶然,三部中国式大片的成功绝非是靠运气,而是在这些年的票房“决战”中杀出了一条新路的主旋律电影,是遵从艺术规律、市场规律和文化规律的必然,是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缩影。
从艺术规律来看,三部中国式大片,讲的是中国故事,致敬的是中国英雄,弘扬的是中国精神,内容情感契合国庆期间广大观众的爱国热情,与社会情绪同频共振。虽然主题如此硬核,潜移默化中发挥了培根铸魂的功能,但在艺术创作上绝不能生硬,没有贴标签,也没有脸谱化,更拒绝假大空,而是回归人物内心,以小见大,从平凡人物、平民视角体现宏大主题,成为艺术性、思想性和观赏性俱佳的优秀作品。
文化产品投放市场就要遵循市场规律,三部电影均制作精良,从故事情节到演员表演,从台词到音乐,都体现出匠心和品质,赢得了口碑传播。主旋律电影的宣传推广也借助了电影市场的成熟推广模式:逐城宣传推广的标配,未映先热的造势,多媒体配合的打法,一个都不能少。如此按照市场的要求做好营销,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影院,从而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文化产品是文化治理的重要载体,是形成文化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必须遵循文化规律。是政府和市场合力,推动了中国式大片的探索。政府主导,举旗定向,营造好鉴赏和市场环境。市场上的各类公司“各显神通”,激发了民营文化公司的创作能力,积极组织专业团队、专业制作完成作品。博纳影业虽是民营企业,却凭借《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战狼2》《烈火英雄》和这次的《中国机长》等饱含热血和激情的作品,以满满的正能量引领了“中国式大片”的创作生产。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改变了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管理模式,调动起市场和社会力量,实现了从划桨到掌舵的治理角色转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越来越丰富,对精神文化的需要越来越多样,文化治理的重要功能就是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通过提供文化产品、开展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要,保障群众的文化权益。
在文化治理中,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激发文化市场主体活力,为人民群众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面对众多的市场主体、多样的产品,治理共识和底线是《电影促进法》,要做到“依法治理”。
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对舆论导向管理,完善文化要素市场建设和文化产品市场建设,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尤其是在2018年电影管理机构改革后,更强化了电影的内容导向,强调电影作为精神文化产品要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并引导电影人把创作当成中心任务,不断创作出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愉悦身心、温润心灵的精品力作。让文化能润物无声地有效化解社会心理压力、疏导社会情绪,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除了在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中实现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也需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体现文化治理的水平。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力军。随着文化市场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文化理念、人员管理、制度设置、组织结构等方面已有了新变化,也开始整合社会资源,合理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公共文化的服务水平和质量。比如国家艺术基金,就推进了我国艺术治理方式的“管”“办”分离,申报主体面向全社会,不分国有或民营,不分单位或个人,只要符合条件就可申请基金资助,营造开放公平的环境,为国选才,撬动了文艺生态的变革,在文化投入模式改革中迈出重要步伐。
文化治理水平的提高,表明在制度层面调动的资源更多,治理的手段更丰富,治理的观念和理念更开放,评价的效果更公平和务实。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谁生产出优质的文化产品,谁就会得到市场的认同;不管是事业,还是产业,谁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谁就会得到消费者的欢迎。
近年来,政府对文化自信的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社会效益优先的引导,对红色文化的传播,对创新文化的激发,都推动了文化治理能力的提高。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向发力,国有文化单位和民营文化企业携手推动,广泛汇集文化资源,激发了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凝聚成培根铸魂的正能量。
(本报记者 张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