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孩子”

    德勒黑用听起来蹩脚的汉语一字一句地跟我说话。我努力地侧着耳朵，终于在他说第三遍的时候听清了，“手把肉”。当时是在儿科病房，一股熟羊肉的膻味在我的脑海里飘过。我对他说孩子可以吃，又告诉他该如何利用软件计算羊肉的热量。他用蒙文在本子上记下“手把肉可以吃”几个字。本子上整整齐齐地布满了蒙文，记录的全是关于Ⅰ型糖尿病的注意事项。蒙文字有的长有的短，直立着，伸出很多长长短短的分支，朝向右侧的居多，像风吹时马飘起的鬃毛。那么多昂扬着的马头组合在一页纸上，像草原上跑过的马阵。

    他们父子来自本市一个草原丰美的县里，每个盛夏时节的傍晚都有微风从草尖上掠过，拨起片片草浪。阳光擦着天边的白云落在草原上，落在羊群的身上，也落进了他们的眼睛里。德勒黑的汉语不是很流利，可只要慢点说大部分还是能够听懂。我跟他讲孩子的糖尿病之余，他喜欢给我讲草原上的事。放羊的时候儿子扎那跟着他。“那风吹在你的脸上，天边看不到头，心情那个好。”边说着，他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两腮上的肉更紧实了。他们的家在乌兰布统草原上，我去过那片草原。早上的露水还没有散尽，蹚过去，草尖的露珠会蹭到裤腿上。远处的草场上可看到白色的点点在移动，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德勒黑。没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放羊人在远处的缓坡上坐着，仰着头，像是看头顶的那片云彩。他带着的羊群总是变换阵型，和天上不断变化的云彩一样好看。

    扎那看着我笑。他的笑像天边的一道彩虹。我用很慢的语速，大声地，几乎是喊着跟他说：“你笑得很腼腆，像天边的一道彩虹，你应该叫索龙嘎（蒙古语译为彩虹）。”德勒黑嘿嘿地笑。扎那听不懂汉语，看着我和他的父亲笑。他趴在床上，头缩着，用帽檐挡着他的视线和半边脸，咯咯咯，笑得更欢了。几天前，他只能躺在床上大口地喘气，连扎针的刺激都没有反应。今天，他可以满地奔跑了。7岁的扎那不知道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只是偶尔问他的父亲这是哪里，为什么会和这些生病的孩子在一起。德勒黑后来告诉他他得了糖尿病。扎那用蹩脚的发音给我讲出“糖尿病”这三个字后又咯咯咯地笑了。很显然，扎那还不知道得了Ⅰ型糖尿病意味着什么，不知道他今生都要靠打胰岛素生活了。说完这几个字，他欢快地玩玩具车去了。德勒黑把这个病告诉儿子，是我要求的。只有知道了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扎那才能够约束自己不偷偷吃东西，保持有规律的饮食，否则很容易再次发生昏迷的危险。

    在草原上奔跑的扎那和羊群为伴，没见过玩具汽车，为了鼓励他测血糖，姑姑给他买了一辆玩具汽车。测血糖对于扎那来说是一天里最痛苦的时刻。傍晚的阳光斜着照在病房的墙上，留下一片温柔的亮色。太阳被玻璃窗拉扯出很多翅膀，落在我的瞳孔里，也落在扎那的瞳孔里。德勒黑把给扎那准备的饭菜称好重量，放在床头柜上。扎那侧着头伸出一根手指，脸上两侧的颊肌鼓出来两个疙瘩。我猜他正咬着牙关呢。酒精棉球在扎那的指腹蹭了两下，他把头微微偏回了一点，用余光偷偷地看了一眼，然后又把头转了过去。咔嗒一声，一滴暗红色的血滴出来了，扎那吐了一口气。每天有9次血糖测量，需要针刺9下。开始的时候扎那咬着牙强忍着，测着测着就不干了，有一次干脆跳到床上张牙舞爪起来，像草原上不肯被驯服的小马驹。当姑姑答应给他买一辆玩具车时，这匹草原小马驹才安静下来，测血糖的过程才变得顺利。

    有天夜里，德勒黑穿着一件黑布褂子坐在病房的门口，衣襟上还有干结的泥巴，那天外面下雨，估计是在外面摔倒了蹭到身上的。走廊的灯笼罩着他幽暗的眼神，他不住地唉声叹气，肯定是有心事了。德勒黑看到我走过来，立马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了笑容。“赵大夫，孩子会不会长不大？”这是他最担心的问题，扎那用平板车推来的时候只剩下一口气了。现在是好了，以后会不会还有这种事情发生？我的心里一颤，一股力量顶在我的胸膛让我难受。我自责，自己做得还不够好，没能打消他的疑虑。我把他请到办公室，“孩子的血糖控制好就不会有并发症，将来能读大学，能结婚，能给你生孙子，只是和别的孩子有些不一样，吃东西需要计算，需要打胰岛素。”德勒黑似乎又找到了主心骨，点点头笑了，笑得依然那样温暖。走到病房门口，我听到了扎那轻微的鼾声。夜晚在扎那那里是美好的。

    在儿科病房里，扎那是道别样的风景。他每天跟着德勒黑在走廊上做早操，为的是适当增加运动量从而降糖。德勒黑对他说，必须天天坚持做操，因为他的血是甜的，扎那是个“糖孩子”。“你记得有一次你吃糖吗，后来咳嗽了很久。”扎那立刻调皮地用手掐住脖子咳嗽了两声。一个“糖孩子”在晨光熹微的早上伸展肢体，每个过往的病人和家属都会多看上两眼。窗外的阳光也慢慢伸展开肢体，光线逐渐明亮了。

    最近几天，扎那的血糖控制平稳，我该和德勒黑谈谈孩子出院的事情了。18天，扎那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出院时他多了一身新衣服、一个新书包、一个上了电池的玩具车，还有一支他永远也离不开的胰岛素笔。德勒黑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牵着扎那的手消失在涌动的人流中，下午他们就会回到乌兰布统草原上。我又想起了在乌兰布统看到的那个放羊人。若干年后的扎那，当他骑马在草原上驰骋时，当他在朝拜长生天之余，会不会想起儿时的这段经历呢？面对“糖孩子”这个身份，我希望扎那的心如乌兰布统草原上的达里诺尔湖一样，永远平静。

    （作者：赵佳昌，系内蒙古赤峰学院附属医院儿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