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段二王”的学术特色

    戴震（1724—1777）是久负盛誉的“皖派宗师”，又是“百科全书式学者”。段玉裁（1735—1815）“湛深经史，尤精六书”，有“一代朴学宗师”之称。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父子，以精通小学、校勘见长。后人将乾嘉时期的“小学”乃至乾嘉学派径称为“段王之学”。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指出：“而段王之学，溯源戴君，尤长训诂，于史书、诸子转相证明，或触类而长，所到冰释。”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则称：“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

    一、“戴段二王”以厚实的学术文化成就展示出积极开拓的创新精神。戴震集古学之大成，其成果体现在《戴震全书》、其后学的成果以及后人的阐释研究之中。而中国古代语言学在清代进入了全面兴盛和高峰时期，摆脱了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走向了学科独立，戴震无疑是一面耀眼的旗帜。他由小学治经学，与同时代的学者特别是段、王共同努力，促进了语言学的独立。

    戴段二王在观念上阐明了语言文字学的重要性，“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戴震的入手工夫与学术渊源，在于由小学入经学，通过考证原始儒家的经典文字而通达古圣贤之道。高邮二王在音韵、训诂、语义、词源、语法等方面，既有理论上的阐发，又有更多具体的学术成果，高邮王氏四种仍是当今古典学研究的案头宝典。王国维《周代金石文韵读序》说：“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正可见评价之高。

    在上古音研究方面取得空前的成就，应当是清代语言学的一个明显表征。何九盈《乾嘉时代的语言学》认为：“古音学的发展是乾嘉语言学兴旺发达的决定性的原因。”戴震是讲究音理、思考音值的先驱，段玉裁、王念孙均有专门贡献。孙钦善《清代考据学》总结“清代考据学的特点”，第一条就是“内涵全面而以传统小学为中心，小学又以古音学为关键”。可见戴、段、二王的贡献之大。

    “因声求义”这一训诂方法，经历了“声训”“右文说”到“因声求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音义互求”的原则，对词的音义关系的认识有了质的突破。通过对文字体用的分析，戴震沟通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认识到训诂与声音的关系，即“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故训声音相为表里”，改变了过去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戴震还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的角度探讨了古音音转规律，而段、王做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呼应，从而使因声求义之法成为清代训诂学一大钤键。

    清代是传统文字学的极盛时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最负盛名，当时即得王念孙赞誉“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今人许嘉璐评价说：“是其时诸家皆据己之所长以论段书，于是各赞其一端；然段之为注，实乃覆帱近世诸多学科矣，非一言可得檃括，唯合上述诸家之评骘，乃得约略得窥段氏之苦心。故读《说文》必自段氏注始，探研古之语言文字，常以段说为导引。段氏之功，巨矣！”

    此外，他们在语法学、语义学、语源学等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

    二、以“求是”“求真”“求道”的治学精神引领时代，共同标举“实事求是”的时代旗帜。戴震强调“十分之见”，明确表达学术研究以“求是”为目标的人生态度。段玉裁以“实事求是”作为终生的治学宗旨，“求其是”“明义理”。段玉裁明白“真是”之不易得，并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的深化，“真是”也在不断发展之中。

    段玉裁努力保持世俗与神圣、生活与治学的一种平衡，治学带有一些重经史之学、“经世致用”而轻辞章之学的倾向。这一思想倾向，与其师戴震轻视辞章之学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即便是出仕为官，段玉裁也是倡学兴教、表彰忠烈、读书治学，进而提出“吏不扰民，而民自不扰吏耳”的观点。时人孔继涵根据段玉裁的言行，曾赞誉他“官况清卓”。王念孙曾以“学问、人品、政事三者同条共贯”教谕臧庸。臧氏称誉王念孙“盖真能以实学、实心而行实政者”。

    三、以“实证”而“科学”的范式铸就考据学之高峰。他们运用了实证主义方法，进行溯源、比较、归纳、征实。其独特的学术个性，又体现在他们的理论概括与历史观等方面。段玉裁提出的形音义互求的方法已成为传统小学的铁律。他又善于分析归纳，得其义例，《说文解字注》即是运用许书义例“以许证许”的成功范例，《周礼汉读考》也是归纳义例的经典之作。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后序》列举各种误例62种，分类总结，又“推其致误之由”，因此具有普遍的意义，并为后人俞樾等效法。校勘学方面，他们在总结校勘方法和归纳校勘通例上，有着突出的贡献。如段玉裁“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之难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之说，道出了古籍整理工作艰巨、复杂、长期性的特点。

    罗炳良《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将乾嘉历史考证学家的考史宗旨概括为四点，即护惜古人、考误订疑、空所依傍和嘉惠后学。戴段二王亦是如此。如段玉裁无论是研究《说文解字》等小学经典、《诗》《书》《礼》等经书，还是研究《文选》等文学经典，均秉持还原古音、古义、古说的理念，通过具体的时代语境还原解说者的原意，汉人的归汉，唐人的归唐，“还许于许，还郑于郑”，体现出良好的历史观念。

    段玉裁认为，学有心得，可以神交古人与后人，因而可获得超越时空的精神愉悦：“夫人有心之处，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见，抑余以为古人有言有为，未尝不思后之人处此，必有善于我者，未尝不恨后之人不可见也。”

    四、他们的学术精神、治学方法、学术思想等，也是宝贵的财富。钱大昕称赞戴震：“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并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学术研究当以“创新”为第一要义，“学贵精，不贵博”。徐复在《戴震语文学研究序》中说：“戴氏著书，无不以精见长。精即发明创造，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原动力。清代朴学之盛，当以此为第一义。”段玉裁有着明确的“创新”意识，一向标举“学有心得”“真知”“创获”。

    大师的精神品格是学术的灵魂，重在科学与求真求实。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一点在段玉裁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师戴震研究古韵，认为段氏“尤侯”两韵可以不用分，段玉裁则不作“苟同”之论。这种理论交锋直言不讳，以材料为依据，严谨求实的研究态度和对事不对人的学者风格，是段氏独特的学术实践，充分展示出他的学术个性，也是一位大师取得独创性成果的必备素质。

    段玉裁祖孙数代都是读书人，属耕读人家。长期以来，经济拮据，“食贫”“赤贫”。其祖父段文留下“不耕砚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的祖训，段氏自幼铭记，博览群书，奋进不止。其从小乐学、中年辞官、晚年抱病治学等，都是明显的表现。荷花以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质，成为人们激励自己洁身自好的座右铭。段玉裁在《说荷》一文中强调“君子之直立”，并以此自励。段玉裁出仕从政，也与众不同。处理公务之暇，挑灯夜读，刻苦治学。辞官后专心治学，终成一代学术大师。“给事中王念孙首劾其（指和坤）不法状”，青史留名，更是显示出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

    （作者：王华宝，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古文献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