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道(1042—1093),北宋时闽清宣政里漈上(今福建省闽清县云龙乡漈上村)人,早年字祐之,进士及第后改字用之,为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曾官至秘书省正字、馆阁校勘,是北宋著名礼经学家。
陈祥道一生著作等身,著有《仪礼注解》32卷、《礼记讲义》24卷、《周礼纂图》20卷、《礼例详解》10卷、《礼书》150卷、《论语全解》10卷、《庄子注》、《诗解》、《书解》等,留存至今的只有《礼书》150卷和《论语全解》10卷。
在《礼书》中,陈祥道对“三礼”经传做了系统的整理与总结,不仅全面介绍了古代上层社会的典章、制度、仪节,如“王及诸侯城郭之制”“王、诸侯、大夫和士寝庙制”“朝觐之礼”“诸侯朝天子送逆之节”,衅礼、射礼、族燕之礼、天子视学养老之礼、养孤之礼、乡饮酒礼,还有各种士庶通用的生活礼仪如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仪礼》中的用乐(包括乐律和乐器)问题、服饰、车马、仪仗、礼器和祭品等,而且还对这些礼制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和意义作了说明。
陈祥道受中唐以来疑经惑传思想的影响,秉承了其师王安石“三经新义”的批判与创新精神,在秉持自孔孟而来的儒学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其《礼书》敢于议论、指摘郑玄、孔颖达等前贤的传注,甚至敢于议论《礼记》诸篇的是非,质疑批判荀子及其他儒学先贤的礼学论述。但与此同时,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来看,尽管他是王安石的学生,在王安石被废之后政治上也受到不少牵连,然而由于其“论辩精博,间以绘画”,在学问上还是颇为人所称道的,认为他“礼学通博,一时少及”,所以他的《礼书》能够“为当世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陈祥道在《礼书》中虽然对郑玄、荀子等传统经学及儒学大家的礼学思想颇多批评,但他对孔子、孟子、子思子的礼学思想不容置疑的肯定与坚持,则又让我们隐约可以看出他对儒学道统的认识与韩愈、程颢、程颐以及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等人并无实质差别。他虽然在学缘结构上与两宋理学并非一脉,然而其思想仍属于宋代学术中的主流儒学阵营。
而在《礼书》的撰写方法上,陈祥道采用近似于今天的专题论述的方式,以《仪礼》为经,以《礼记》《论语》《孟子》《荀子》《孔子家语》《史记》等中的礼学论述与汉唐经学家郑玄、王肃、孔颖达等的注疏为纬,将经典文本与历代注疏结合起来予以综合撰述和介绍,相对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而言,无疑为后者开了先河,起到了先导作用,而陈祥道在《礼书》中对礼图的运用则显得在研究方法上比朱熹还更为完整。事实上,朱熹对陈祥道《礼书》的评价一直都比较高,不仅在其《仪礼经传通解》中数次引用陈祥道的《礼书》,如在卷一《家礼·士冠礼》一篇的注解中曾两次引用《礼书》卷七十七关于用牲之法的说明,又于卷九《学礼·学制》“教学之通法”一章的注解中三次引录陈祥道《礼书》中的相关说法,而且按照《朱子语类》中的记载,朱熹的学生曾祖道(字择之)曾说:“自《通典》后,无人理会礼。本朝但有陈祥道、陆佃略理会来。”朱熹评论时也指出:“陈祥道理会得也稳。陆农师(即陆佃)也有好处,但杜撰处多。”可见,在宋人的礼学著作中,朱熹对陈祥道的《礼书》评价较高。明代学者张溥在《礼书叙》中就将陈祥道的《礼书》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并论,认为二者可以互补,后世学者应该将两种礼学著述合并着一起看。今天人们也往往认为,陈祥道的《礼书》与北宋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共同代表了宋代礼学的最高水平,对后世学者研究礼学的发展、了解上古礼制与宋代礼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合来看,陈祥道的礼学思想主要体现了三大方面的特点:
一、敢于怀疑《礼记》和《荀子》等早期儒学经典,批判汉代的郑玄、王肃,唐代的孔颖达等历史上著名的礼经学家,这是对中唐以来儒学领域中逐渐开始兴盛起来的对传统学术思想展开批判与质疑的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在这一点上他明显是受其老师王安石的影响。但同时陈祥道也可以说是王安石门人后学中的佼佼者,他的《礼书》论点较为独到,材料解析往往也无可辩驳。因此,尽管同样是对前人的学术做过许多大胆的批评,但历史上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受到不少非议,而陈祥道的礼学成就却仍然广受认可。
二、通贯诸经,对前人礼学注疏作综合运用。陈祥道《礼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以“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为主,但除此之外,其对《左传》《诗经》《尚书》等经典中的礼学思想也有借鉴吸收。同时,他虽然对先儒荀子及郑玄、孔颖达等汉唐礼学名家有诸多批驳,但对他们有关礼经诠释中的可取之处还是能以客观态度作综合吸收,可见陈祥道也不是一味为批评而批评,还是以学术本身为准,体现了一代名家应有的胸怀和视野。而他的这种综纳百家的礼学诠释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南宋礼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朱熹及其弟子们历数十年工夫编撰的《仪礼经传通解》的先导。
三、陈祥道的《礼书》十分重视礼图的作用,以图助文是其最重要的特点。《礼书》附有示图781幅,用文字对古代礼制作详细诠释,同时配有相应的图片加以形象说明,依据前人的著述并且引用各种儒家经典对上古礼制进行考订,内容完备,条理清楚,纠偏补缺,多有独到之处。同时,由于该书属于通礼类著作,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不同,并非专依《仪礼》经文展开,而是以通论名物、考证仪节为主,所以其配图并不具有明确的体系性,彼此间的详略程度也有较大差别,呈现出了纷繁多元的特征。
综上所述,陈祥道的礼学不仅在两宋时期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与学术影响,而且在整个礼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冯兵,系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