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年轻二十岁，我要跟你莫言比试比试”

    莫言走上中国文坛，就走了两步：一步《透明的红萝卜》（简称《红萝卜》），一步《红高粱》。

    整整35年前——1984年秋天，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创建并开班，35个来自全军基层的龙精虎猛般的文学青年扎堆了，开窍了，摽上了！当时每间大宿舍足足有40平方米，每室4人，各据一角，一床一桌，呈L形；再用布帘一围，进得屋内，如入地道，不见人影，凝神静听，只闻布帘里面唰唰唰，唰唰唰……那可都是铆足了劲儿在玩命地写啊！

    唯有我们隔壁宿舍莫言同学一屋是个例外，不拉帘子，4人坦然相对，但也不免常常面面相觑。于是，一到夜晚，莫言就拎着500格的大本稿纸悄悄溜进了5米之遥的著名的南阶梯教室；兀自反锁，坐上小椅子，翻起小桌板，顿时有如老僧入定，独霸偌大空间；整个白天来自四面八方的顶级思维、一流创意、精深智慧，都凝聚成了一个强大气场，供莫言入其里，出其外，天马行空显灵光，笔走龙蛇惊风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憋大招”。到了年底，果然“憋”出了一枚“金色的红萝卜”，发表前标题由系主任徐怀中先生“钦改”为“透明的红萝卜”。就是这个“红萝卜”，使莫言在1985年大家竞相攀登文学高峰的拥挤山道上突然蹦了个高，一下子就占领了制高点，漫不经心地就撼动了中国文坛。

    《红萝卜》在1985年第2期《中国作家》发表时，只配发了徐怀中主任组织的几个文学系学员的对话，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但它在圈子里却顷刻间不胫而走，为冯牧、阿城等有识之士所津津乐道，并被视为一个重要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年底，作家张洁在联邦德国答记者问时郑重而欣喜地宣布：如果说1985年的中国文坛发生了什么大事的话，那就是出现了莫言！

    当然，支撑张洁这一判断的决非仅仅一部《红萝卜》，此后莫言又陆续发表了《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白狗秋千架》《枯河》等一批中短篇佳构，使他在1985年的小说新潮中异军突起，标领风骚。他于同年12期《人民文学》发表的中篇小说标题就极富寓意——“爆炸”——既为1985年的“莫言现象”作了一个总结性命名，又为1986年即将到来的“莫言高潮”作了一个谶语式的预言。

    1986年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一批优秀小说成果的持续丰收，更表现为对传统小说策略的深入反叛和颠覆——《红高粱》就是其中的一枚重大硕果。尽管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不论过去还是今天，我都更加喜爱《红萝卜》《白狗秋千架》里那种天籁般的清纯与自然，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红高粱》所具有的多重革命意义。一方面，在最切近的意义上讲，《红高粱》从军艺文学系横空出世，大幅度刷新了历史战争题材的另类书写，极大地震动了军事文学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模式，直接诱发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如乔良的《灵旗》、苗长水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沂蒙山系列”等），并以此和“当代战争”题材、“和平军营”题材三足鼎立，最终形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荣。另一方面，从更广的角度来看，《红高粱》以当代意识和审美理想之光烛照历史，通过对生命伟力的张扬和对民族精神的呼唤，为我们重铸民族性格提供了一种参照。这种对民族历史母题的重新开掘与处理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远远超出了军旅的范畴。比如从纯小说技术的角度看，《红高粱》的适时出现，为开始有些疲惫的小说革命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使之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这决不单单是说《红高粱》找到了一个传奇故事、地域文化与外来技巧三结合的成功范式，更在于莫言在这个范式中，将他此前作品中已初露端倪的“灵活多变的叙述方式、随意开放的结构方式、披头散发的语言方式、奇异超人的感觉方式”，作了一次非常极端而又十分和谐的集中展示。或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红高粱》，才使莫言的小说风格更极端，从而更加个性化，《红高粱》将莫言从一个北中国乡村风情的天籁歌手塑造成了一位凌厉狂怪的小说革命的前锋。

    这位小说前锋对中国小说界造成的冲击与震荡是剧烈而深刻的。他在《红高粱》里贡献出来的崭新的审美经验对当时的读者和作家来说，都有“挡不住的诱惑”，以至于一个时期内很少有人能完全抗拒莫言，或者不谈论莫言。见多识广、见怪不惊的王蒙先生，在军艺文学系讲台上七分钦佩三分不甘地说：“如果再年轻20岁，我要跟你莫言比试比试。”一向孤傲、冷僻、矜持的张承志也放低了身段嘟嘟囔囔：“台下坐着莫言，让我怎么讲……”平生低调、出言审慎的徐怀中先生多年以后才发表感叹：“遥想当年，莫言披着一身锋芒，三步两步就跨上了文坛，谁又能拦得住他？”

    当然，换一角度再看，1986年的中国文坛正迎着八面来风，各种域外的现代小说艺术之风把我们已经紊乱的“风向标”吹得旋如转篷，不少小说家因此心慌意乱心无定数而随风飘荡。当此之际，莫言得风气之先而又毫不动摇地坚持根本，敏锐及时地将域外小说艺术与本土民族文化作了一个巧妙的沟通与嫁接。所以，更恰切地说，莫言只不过是恰逢其时地起到了一个中介或者桥梁的作用，他成功在此，贡献在此，影响亦在此——譬如他对福克纳铺排恣肆、执拗纠缠的语言文体的领悟，以及用现代意识与技巧处理乡土题材的“邮票意识”的移植，对博尔赫斯幻象形式下超验式体验方式的把捉，对克诺德·西蒙崇尚的生命感觉（或曰生理感觉如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以及“通感”）的张扬，对马尔克斯充满魔幻色彩的颓败家族历史主题的追寻等等，都为他的同行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再说得具体一点，甚至可以这么认为，正是因了莫言的感觉夸张变形的极致运用，才启迪了一大批中国作家打开了他们钝化已久的感官世界，进而丰富了他们对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感知方式与审美方式。但是，天才的仿效可以化为神奇的创造，拙劣的模仿却永远只能是东施效颦。以此而论，莫言骤然间散发出来的奇异强光在照亮一批人的同时也灼伤了一批人（包括莫言的“自伤”）——伤之于对那样一种极端夸张的语言方式、感觉方式甚至是一种公式化的叙述视角（如“我爷爷”“我奶奶”）的套用和滥用。但无论如何，在整个新时期以来的小说进程中，莫言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都是罕有其匹的。我这样的判断等于指出，莫言无疑是新时期小说革命的天之骄子和杰出代表。

    结论也可以说两句话：一是《红萝卜》把莫言推上了文坛；二是《红高粱》使莫言走向了全国乃至世界。整整33年前——1986年仲春的一个下午，貌似农民的张艺谋出现在军艺文学系有点昏暗的走廊里，先敲开了我们宿舍的门，他要找莫言。我把他引到了隔壁。一个下午过去了，全系同学都坐卧不安，等老谋子一走，大家蜂拥而至莫言宿舍，提出了一样的问题：“来的什么人？他来干什么？”莫言风轻云淡地回了一句话：“我老家来的生产队长，谈了一点家里事。”一年以后，1987年，随着张艺谋导演、莫言参与编剧的电影《红高粱》公映，主题曲火遍全国；随后不久——1988年，电影《红高粱》从柏林国际电影节捧回了金熊大奖，从法国捧回了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银熊猫奖等多项国际大奖，迅速引起了西方文化界对莫言和以莫言为个案或表征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兴趣与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红高粱》是不是最早在中西方文化艺术之间架起沟通对话的桥梁、讲述中国故事并赢得倾听和掌声的先声之作？它不仅为莫言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埋下了伏笔，也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打了先锋。真可谓：厥功至伟，功不可没啊。

    （朱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