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骈文性灵说

    袁枚于清代诗歌领域提倡“性灵说”，其实在骈文领域也有性灵说，主其说者是较袁枚年辈略晚而与之有交往的吴鼒（）。吴鼒于嘉庆三年选辑袁枚、洪亮吉、吴锡麒、孙星衍等八位师友骈文153篇为《八家四六文钞》（以下简称《文钞》），通过《序》、题辞与选文等批评形式倡导“性灵”，提出了骈文的性灵说。清代后期骈文家谭莹《论骈体文绝句》说：“八家四六序交推，养气言精独未知。任昉邱迟洵绝丽，性灵一语爱吴鼒。”在诸多骈文论述中，吴鼒特意强调“性灵”主张并表示赞赏，可谓知言。

    吴鼒在《序》中以“挦扯虽富，不害性灵”为“骈俪之则”，这其实规定了性灵说的内涵：内容上主“性灵”，也就是以“性情”、真情实感为本；语言上用典、藻饰而不影响性情的抒发，力求内在的性灵与外在的文辞取得统一。

    在内容上，吴鼒标举“性灵”。乾嘉时期骈文复兴，标志之一是作品富有“作家风韵”，但泛泛应用应酬之作仍旧不少。这类作品拘于程式，搬演类书，递相剿袭，无复性灵。吴鼒在《序》中批评说：“启事则吏曹公言，数典则俳优小说，其不得仰配于古文词宜矣！”对于骈文因局限于酬用、流于程式，而不能与散文并驾齐驱表示遗憾。吴鼒以性情作为骈文的根本，其《卷葹阁文乙集题辞》称扬洪亮吉骈文“英华出于性情”，认为性情是文辞的基础；其《问字堂外集题辞》赞同孙星衍骈文当使读者“激发性情”的观点，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强调骈文当以性情为重心。吴鼒在选文上也践行了“性灵”的主张。以袁枚骈文为例。袁枚论诗主张“性灵”，其骈文亦多性灵之作。《清代学者像传》说：“（袁枚）以骈体文为最工，诗文皆专写性情。”《文钞》所选袁枚《上尹制府乞病启》就以性情见胜，“字字从天性中流出，如读李密《陈情表》”（张廷华《广注名家骈体文读本》）。这是一篇因母病而向上司兼座师两江总督尹继善辞官的书启。启中铺叙母亲辛勤的养教，“授稚子之经，划残荻草，具先生之馔，撤尽环簪”，“余胆罢含，断机尚在”；倾诉了对母亲深厚的感情，“指随心痛，目与云飞”；表达了因母病而踧踖不安的心情，“瞻望乡关，何心簪笏”，“方寸瞀乱”，“五内焚如”。由于摅情恳切，拒之不忍，加之说理严密，绝之无由，袁枚得以“解组归随园”。文末袁枚自记此文“为公牒文字”“非四六正宗”，而吴鼒仍将其选入《文钞》，正是着眼于其蕴含的性情。袁枚骈文“专写性情”，但多有艳情之作。吴鼒对这类作品概不选入，其《小仓山房外集题辞》说“凡先生文之稍涉俗调与近于伪体者皆不录”。可见吴鼒对“性情”是进行了道德规范的。

    在语言上，吴鼒不排斥“挦扯”，但要求“不害性灵”。讲究偶对、辞藻和典故等文辞之美，本为骈文之文体属性，但很容易因此而掩盖甚至忽略性灵。尤其乾嘉时期，有些骈文家对骈文流于俗套之弊矫枉过正，辞藻过于生僻古奥，典故过于繁密冷僻，以致文气臃滞、文意奥涩，有碍性灵。吴鼒在《有正味斋续集题辞》中指出：“近代能者或夸才力之大，或极摭拾之富，险语僻典，欲以踔跞百代，睥睨一世，不知其虚骄易尽之气为有学之士所大噱也。”这与其在《序》中“贪掎摭而真精失”表达的意思一样：批评当时骈文语言用典过多、藻饰过度的不良倾向。《有正味斋续集题辞》还赞扬吴锡麒骈文语言“不矜奇、不恃博，词必择于经史，体必准乎古初”，与“近代能者”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不矜奇、不恃博”难以精确衡量，但通过选文可窥其大体。以选入的吴锡麒《答张水屋书》一文为例，语言多取经史常见之典，不用古奥晦涩之词。如“岂犹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哉”“可因树以为屋”出自《后汉书》，“愿言则嚏”出自《诗经》，其他如“颜子坐忘”出自《庄子》、“蔗境能甘”出自《世说新语》，都是常见之典。“溪边杨柳，已怕折腰；帘外青山，将羞植笏”“猿鸟无猜，水云得意”，文辞清丽疏爽，绝无奥涩之词。王文濡《清代骈文评注读本》称赞此文：“情生文耶？文生情耶？”语言与性情相生相成。再看《文钞》不选之骈文。八家里面，洪亮吉既是骈文名家，也是著名学者，喜以骈文论学，其《卷葹阁文乙集》中有论学骈文近十篇。这些骈文语言多冷僻古奥，如《钱献之注尔雅释地四篇序》中胪列“芣騩”“彤鱼”“聆遂”“剑舄”等词。吴鼒《卷葹阁文乙集题辞》明确说对这些骈文“悉从割爱”，就是因为语言“数典繁碎”。需要说明的是，吴鼒收录孙星衍、孔广森论学骈文，则因两家骈文散佚难求，辑其文以保存文献。

    “性灵说”的本质是骈文尊体。乾嘉时期骈文创作形成鼎盛局面，大家辈出，名作云集；然与古文相比其地位在很多人眼中依然不尊。“体之不尊，道由自弊”（王先谦《十家四六文钞序》），骈文地位不尊与当时创作的两个主要弊病有直接关系：一是局限于程式化、俗套化的日常酬用而没有真性情；二是追求险语僻典而有碍性情抒发。吴鼒提出“挦扯虽富，不害性灵”，倡导骈文以表达“性情”为本，同时又避免语言晦涩而掩盖性灵，可谓对症下药，使骈文以“性情”为旗帜摆脱应用的藩篱而进入文学殿堂，与“载道”的古文分庭抗礼，从而推尊骈文地位，实现其《序》中希望骈文“仰配于古文词”的意图。

    性灵说在骈文理论史上有重要地位。从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来说，中国古代骈文理论大致经历了“辞章之学——性灵之说——气韵之论”三个阶段的演进。从宋代到明代，骈文理论侧重于讨论裁对、隶事、辞藻及谋篇等形式方面的内容，属于辞章之学阶段。清初以来尤其到了乾嘉时期，随着骈文创作复兴，骈文理论关注的重心转变到“意”“性情”，发展到“性灵之说”阶段。清代后期，文论家进一步将理论发展到“气韵之论”阶段。吴鼒的骈文性灵说影响很大，一是因为以《文钞》这种集文本示范性与理论引导性于一体的选本为载体来宣扬，效果好；二是因为《文钞》刻本、注本繁多，流传广。吴鼒的性灵说，可以说是骈文理论史第二阶段的标志，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地位。

    （作者：张作栋，系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