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时分最为明亮的光焰

    我刚认识郭爽的时候，她有个笔名叫米亚，广州的很多文学活动都由米亚来主持。米亚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在《南方都市报》工作，是从容得体的媒体人，她看上去无疑是时尚的，优雅的，文艺的，谈论起文学来常常有着不一样的见地。她告诉我，她也写小说，这没有任何新奇的。她的素养写写小说有什么好奇怪的。

    几年后，郭爽辞掉了工作，在家写作。这时我们已经熟悉起来，她除了冰冷简短的风格之外，也会一时兴起对你连珠炮似的进行话语轰炸。很快，在家写作的她就获得了台湾的一个文学奖，小说也入选了《收获》杂志的“青年作家专号”。如今，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面世了。

    这次集中读她的作品，首先还是觉得她做到了远方和自己的相关。这种相关不是一种张扬的口号，要落实在写作中是有相当难度的。所幸，她并没有从这个地方滑过去。这种“远方和人们与我有关”自然是诗意的，是动人的，但究竟为什么“有关”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她不矫饰，努力贴着人物写，让另一个世界活灵活现，甚至尘土飞扬。她这么写完之后，却一点儿也没有得意扬扬，而是很坦诚地在后记里写出自己的困惑。她对那个“有关”还没有一个终极的答案，她还在思考。认为那些人物自成一格，她只能守望他们，他们大过了她这个叙事人。她的这种坦诚，我极为佩服。我想，我们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思考为何“有关”，又如何“有关”的问题。

    那么郭爽是如何“有关”的呢？除却她的记者经验，更重要的是她是在用现实的背景来校正自己。她在寻求对话，尤其是和父辈的对话。这是她在精神层面开启的一次重要探询。比如她获台湾的文学奖的小说《拱猪》，就是父辈的经验、生活跟年轻人的激情、状态置放在一起，不仅开阔了叙事的空间，也开阔了心灵的空间。她用自己的精神之眼、想象力之眼去复原父辈们的生活，有着一种当代史的自觉意识。我特别期待她能保持住这种眼光。像中篇小说《九重葛》里，她的眼光是堪称毒辣的，人们像随意生长的植物一般活着，以至于有人批评她在精神上对人物的关怀不够。但张爱玲说得好：“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郭爽尽力写着那些平凡生命在“泥沼”中的生存与挣扎，在那个过程中他们展现出了可怕的柔韧维度，我想，她对他们的柔韧是怀着赞叹的。正如她引用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话：“要爱就爱黑黑的我们，反正白白的我们任何人都会爱。”她要忽略掉那些表面上“人人都会爱”的花纹，深入到“黑黑的我们”当中。因此，她的情绪是对“黑黑的我们”的赞叹，而不是赞同。这样的赞叹便是一种个人化的关怀，她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为了更好地理解父辈，她不惜动用自己的出生地经验，那种大西南的方言便是来自她出生的省份贵州，那股子酸辣的气息确确实实令人有了酸爽的阅读快感。

    我这样的描述，似乎郭爽的小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爽文，其实并非如此，她的小说跟她这个人一样，具有极为冲突的多面性。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中还有几篇小说，如《清洁》《蹦床》《饲猫》，我也是比较喜欢的。这几篇小说尽管显得更加简洁，但比较难复述，因为里边充满了现代主义的象征意味。她用并不复杂的叙事，却逼近了一种生命内在的复杂体验。从艺术的层面来讲，这种写作的难度是更大的。如果说小说家是类似魔术师那样的职业，那么郭爽已经掌握了变形与飞行的能力。她喜欢正午时分最为明亮的光焰，那正是光之源头，也是艺术的起源。毫无疑问，这代表了郭爽在未来写作的更多可能性。就在这本小说集出版后不久，她的非虚构作品集《我愿意学习发抖》也出版了，因此，郭爽成了在两条乃至三条道路上行走的作家，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她身上都扎稳了脚跟，虚构与非虚构在她手中都得到了并驾齐驱。她有潜力让我们继续惊喜和迷惑。

    （作者：王威廉，系作家、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