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汉书·艺文志》探索早期中国思想

    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诸子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第八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兰州举行。来自海内外的60余名专家学者聚焦诸子学研究的成绩和不足，探索“新子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尤其以反思《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古典诸子学观念为重点，在诸多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著名文史专家、西北师大教授赵逵夫先生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新子学”理念的提出，适应了国家的发展，也让人看到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儒家既是经的代表，也是子的代表，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仁就是爱人、关心人、体贴人，从当代世界来看，各个民族、各个文化都应如此。中国古代讲战争最多的是孙子，他不提倡侵略性，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应该是人类共同的文化。旧有的子学多是字句之学，宏观研究上还不够，“新子学”要有新探索，谋求世界范围的发展。华东师大方勇教授指出，诸子学是中国传统中最具现代价值的思想遗产，“新子学”致力于发掘和转化诸子学传统，以推动学术创新和文化变革。他特别强调，中国学术思想在适应现代要求的同时，也要护住中国性的内涵。韩国国立江陵原州大学金白铉教授强调，诸子学不仅是中国的，是东亚的，也是世界的，要重视东亚诸子学与世界诸子学的展开。他认为要推广“新子学”理念的包容性、开放性，以应对东亚各国的文化挑战。

    此次会议以反思传统诸子学理念为重心，尤其是反省《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学体系。《汉志》体系集中体现了儒家学者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与会学者提交了12篇有关《汉书·艺文志》的论文，从子学源起、经子关系、知识谱系与思维方式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

    方勇教授指出，刘歆的诸子学体系保留在《汉书·艺文志》之中，这是对三代及秦汉学术的一次总结，其关键是以六艺该先王之道，此即尊经；而以诸子该战国学术，以子学为六艺之“支与流裔”，此即卑子，这是刘氏的经子关系说。刘歆又进而离析六艺与儒家之别、儒家与诸家之别，以贬低诸子时代的思想传统。此外，刘歆还以王官解释诸子学的源起，以为诸子学出于王官。所谓王官，即王之守官所执之学，与先王之道相对，是刘歆依据《周礼》想象的周代官学。方勇教授认为，今天理解诸子时代学术，需要摆脱《汉志》旧说。三代的文化资源是诸子共享的，诸家之分派不是官守之遗，而是对周文重建有不同想象，皆有其理，皆有其据，皆有其历史之发展。今天应回到一种多元框架之中，在通观之中理解早期中国的思想世界。

    针对《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厦门大学李若晖教授提出了“诸子入于王官”的新解。他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论的“诸子出于王官”，不是分析历史上的诸子如何从周代世官世学中分离出来，而是表明汉代王朝如何对待诸子学说。所谓“诸子入于王官”，亦即将汉代现实中的思想自由的诸子重新纳入汉代大一统的王官之中去。因而刘歆等儒者倡诸子出于王官说，据此评议诸子各家之长短，这可套用福柯的话称之为“规训”和“惩罚”。在刘歆的体系之中，子学只允许保留其所出王官之学的内容，即官守之学，而超出官守之学的部分，即天下之学，则必须加以裁抑。汉代官学，正如章学诚所言，乃是“官师治教”合一的体制。汉代建立了中华文化“制度—政”与“思想—教”合一的体制，这成为数千年来笼罩性的政教体系之铁穹。

    持与此相近看法的是西北师大韩高年教授，他以“一体多元”和“多元一体”来描述战国和汉代文化格局之变。他认为，子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从历代目录谱系中子学的位置及升降变化，可以看出诸子之学具有依时代政治文化而改变的调适性。从古代目录学来看，在刘氏的“七略”中诸子之学实为核心，故而子学虽为六经之亚，却是古代学术体系之核心。各家都是为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而发，有共同的现实指向性，即《庄子·天下》篇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由“一”变为“多”，故可以说其自身具有“一体多元”的特征。而秦汉之后，从目录学来看，学术思想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多”是诸子学，“一”是经学或者制度化的儒学。在后世的发展中，子部兼收“社会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典籍，内涵不断扩大，显示出知识生产逐渐丰富。故而，诸子学本身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实践性，是一个不断回应时代需求的知识体系。

    有的学者对反思《汉书·艺文志》体系表示出相对慎重的态度，福建师大欧明俊教授认为，班固《汉书·艺文志》有完整的诸子学学术体系“建构”。诸子全面成为学术，是在《汉书·艺文志》中完成的。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的“尊经卑子”观念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主流、正统地位不可动摇。“诸子出于王官”之说，旨在探讨诸子学术渊源。上古政教合一，官师合一，君师合一，没有私家之学，因而此说具有合理性。西北师大马世年教授在发言中也谈到，对《汉书·艺文志》要抱有谨慎的态度，今天有必要去重新解释，但是不必全盘推翻。他特别强调，要注意从图书分类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诸子出于王官说”。

    有学者从先秦和汉代知识谱系的延续性角度解读《汉书·艺文志》。暨南大学黄燕强副教授在《道器之间——〈汉书·艺文志〉的知识谱系及其经子关系论》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学问体系的基本精神是以“治道为中心”来组织学问门类与知识谱系的，遵循一种“以道相从”的分类原则。《汉书·艺文志》中的知识分类深受先秦道器观的影响，其中“艺”与“文”是两大知识系统，前者是知识之源，代表了常道，处于核心地位；后者是知识之流，为常道的流衍，处于从属地位。在此处，“艺文”是“道器”的另一种表述，“艺文”分别对应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故而，班固依据儒家的经学正统编撰《汉书·艺文志》，把孔学和六经作为一切知识的本源，由此界定了经与子为源与流的关系，也就是道与器的关系，进而从知识的实用性角度来称扬诸子学，这是《汉书·艺文志》的经子关系论。《汉书·艺文志》所体现的知识谱系特征，与西方根据形式逻辑进行的知识分类存在差异，它为中华文明的长久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知识支撑。

    其他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反思《汉书·艺文志》。浙江科技学院张涅教授反思《汉书·艺文志》“九流”说存在的问题，指出诸子学派问题的复杂性，并提出了诸子思想分类的新途径。山东师大李华副教授则认为，《孟子》“义利之辨”节置于首章是刘向所改动，这体现了汉代学者尊经的思想立场。复旦大学博士后张耀分析了《汉书·艺文志》所反映的汉代学术思维特征。

    此次会议还集中讨论了韩学研究的新进展。西北师大马世年教授在《韩学研究的现状、构想与学术价值》一文中介绍了韩学研究的现状，并对韩学研究的价值和路径提出了详尽的愿景。华中师大刘韶军教授在《〈韩非子〉的文本分析及其思想主旨》一文中，特别强调韩非子所论的依法治国思想的意义。山东理工大学郭丽教授的《〈韩非子〉中的〈管子〉文献初探》、兰州大学杨玲教授的《〈韩非子·内储说上〉篇“孔子言”论法文献脞说》，分别讨论了韩学相关文献问题。

    此外，日本熊本县立大学山田俊教授在《〈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句与道家道教》一文中，通过大数据手段分析宋代道家道教学者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句的解说。中国人民大学曹峰教授在《清华简〈心之谓中〉的心论与命论》一文中，对新出清华简道家文献《心之谓中》进行了深入分析，引起与会学者浓厚的兴趣。扬州大学曾建华副教授在《从“新子学”构想到“新古典学”取向：基于观念史与数字人文的知识谱系建构》一文中集中讨论了“新子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此次会议收到论文近50篇，涉及先秦文学文献研究、先秦儒家道家哲学研究、近现代诸子学研究、出土文献研究、“新子学”研究回顾等。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是先秦文学文献研究的重地，第八届“新子学”国际研讨会借助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科优势，突出了重溯源头的研究特征，以反思重构古典诸子学理念为中心，对深入理解和发展“新子学”具有重要意义。此次会议之前，“新子学”团队参加了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举行的国际中国哲学会第二十一届大会，在这次大会设置的“‘新子学’与中国哲学”圆桌会议上向海外学术界介绍了“新子学”的基本理念，与欧洲、日本的学者进行了有效交流。

    （作者：刘思禾，系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