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阅读方法的演进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著作之中，关于阅读方法的讨论由来已久。“好读书，不求甚解”语出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后人均视此句为陶渊明关于读书方法的主张，也多引用此句来解释泛读。“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与《汉书》称扬雄读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魏略》称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一脉相承。宋人陆九渊也有类似观点，“大抵读书训诂既通之后，但平心读之，不必强加揣量”，“或未有通晓处，姑缺之无害”（《象山集·与邵中孚》）。“读书不必穷索，平易读之，识其可识者，久将自明，勿耻不知”（《象山集·象山语录》）。不在一字一句的解释上过分深究的“泛读”方法，已成为我国传统的文学阅读方法之一。

    与陆九渊同时代的朱熹对此却多有质疑，他认为“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朱子读书法》）。“熟读精思”是朱熹六条读书方法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在他的著述中以不同的表述多次表达这个意思。他认为，“今人读书，务广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无从容之乐，平易者泛滥而无精约之功”。他强调读书方法在“熟读精思”，即“大抵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朱子语类》）。“熟读”要能做到“熟读成诵”，这是“精思”的前提；“精思”应到“文字里面猛滚一番”，在文字不通的地方下死功夫，做到从无疑到有疑再到无疑，直至融会贯通。这便是“精读”。

    宋以前，我国传统的阅读方法大多散存于历代文人的各类著述当中，宋人张洪从朱熹文集及当时流传的朱子语录中将其有关读书的言论整理成集，即《朱子读书法》，这是目前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专门论述阅读方法的著作。此后元、明、清这类著述屡见不鲜，如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明代胡承诺的《读书说》、陈继儒的《读书十六观》、明代重刊的《宋先贤读书法》（作者不详），清代唐彪的《读书作文谱》、魏际瑞的《读书法》、周永年的《先正读书诀》等。当时对“治学”“读书”“阅读”并没有作专门的区分，因而很多论“读书法”的著述，实际上是论“治学法”，亦多是在论及“治学之法”时兼及“阅读之法”。在《朱子读书法》的原序中，编者对朱熹著述中的读书法“撮其枢要，厘为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著紧用力，曰居敬持志”（《朱子读书法》）。需要指出的是，从严格意义上的“阅读方法”的角度看，这些读书方法，有些应归于阅读态度或习惯，如第五条“著紧用力”、第六条“居敬持志”。尽管朱熹强调“熟读精思”，对“泛观博取”持有异议，但从一部《朱子读书法》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先贤们已经总结出很成熟的“精读”和“泛读”的阅读方法，不仅有具体的操作方法，也有深入的学理思考。《朱子读书法》云：“有前贤之所已言者，亦有前贤之所未及，而出于文公之独见者。”宋以后有关读书法的著作提到的具体阅读方法，大多是对宋代已经成型的“精读”与“泛读”方法的传承。与朱子读书法一样，一方面是作者（或言者）对前人思想的提炼，一方面是自己治学心得的总结。

    站在今天回望，不论是“泛观博取”还是“熟读精思”，都是我国阅读史的重要思想遗产和方法遗产。中国古代文人的阅读范围，重心在读《诗》《书》等经典、诸子及史籍，由于其内容深湛，当然需要仔细揣摩。但对于浩如烟海的集部著作，泛观才能博取，也是应有之义。近代以来，随着纸质媒介的普及，阅读的内容大大扩展了。我国近现代有不少专门论及读书法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也多是谈论如何治学或如何阅读整本书，但其中也有不少著作明确提出了具体的阅读方法。比如：陈莘《读书法》（中华书局1931年版）提出了精读、粗读、熟读。文经纬《读书方法》（世界书局1934年版）提出了朗读、粗读。徐应昶和赵源景的《读书法》（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提出了精读、略读、做读书笔记。

    晚清至1949年期间关于阅读方法的著述，较有代表性的是马雪瑞的《读书法》。该书194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的“读书”是指狭义的阅读书籍，不再是泛指“治学”，作者所说的“读书方法”即“阅读方法”，包括短篇文章的阅读，也包括整本书籍的阅读。作者认为读书的方法（即阅读方法）有“精读”和“阅读”两种，这两种方法是对我国古代“熟读精思”和“泛观博取”两种方法的继承发扬，但作者没有像朱熹一样将两种方法对立起来，而认为“精读和阅读，是读书方法的两个方式，须双方兼顾，不能偏废的”。“精读着重认识文字，在这个认识文字的范围中，包含正确的读音，确切的解释，字的写法、源流和它代表的种种观念”，“阅读但求明白大意和作法罢了。”可见，这里的“阅读”实际上就是前文所说的“泛读”，其目的在于求“博”。值得注意的是，马雪瑞提出，不同长短的阅读材料应当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这是值得肯定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他认为“精读”适用于短篇文章，“阅读”（即泛读）适用于长篇文章，这样的结论显然过于绝对化。

    在这部著作中，马雪瑞还专门针对“精读”提出了“朗读”和“默读”的阅读方法，并对其各自的优劣做了仔细分析：“朗读是有声的读。默读是无声的看……朗读在能率上有四种价值：（1）发音时可以使意义愈易明了。（2）可以养成有规则的眼动。（3）可以测验理解的程度。（4）可以校正字音的声调，同时更可避免外感的侵袭。默读在能率上也有四种价值：（1）能够增加阅读的速率。（2）能够有高的理解程度。（3）能够得到很清楚的材料组织。（4）便于记忆。”

    在我国近现代阅读史上，阅读材料的最大变化就是时效性强、信息量大的报刊杂志的出现。1815年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公认的世界上第一种中文近代报刊。在中国本土，1853年香港出版《遐迩贯珍》被认为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种中文期刊。此后报刊业在国内日渐兴旺发达，一些有影响的报刊不但成为维新、革命的重要舆论阵地，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读物，如晚清的《万国公报》《申报》，民国时期的《新青年》《晨报》《新潮》，及后来的《中国青年》等。这些报刊不仅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也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包括阅读方式。从宋代的朱熹到现代的马雪瑞，阅读材料的变化导致了阅读方法的变化。相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报刊杂志最大的特点就是时效性强，同时信息量大。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必然导致人们阅读方法的变化。“浏览”“速读”的阅读方法在近代被提出来，是阅读材料发生变化的必然。今天，除了传统的纸质媒介外，各种电子阅读媒介花样迭出，且不断更新，阅读媒介的变革前所未有，阅读方法也需跟进。

    （作者：靳彤，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