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早已有学者从学术史的视角,探究了我国日本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提出解决之法。然而,长期以来,对中国日本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理论深度且系统地进行思考和分析的著作却极为少见。南开大学教授刘岳兵的《“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可以说是第一部有关中国日本史研究学术史的中文著作,其开拓性价值,不言自明。
刘著所论涵盖史学理论、史学功用、史学方法、史学批评以及史学者才能和道德等,行文中随处可见真知灼见。比如,在对“中国日本思想史的方法论问题”的探究中,作者把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划分为“奠基时代”“承前启后的过渡时代”“21世纪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三个阶段,总结归纳了不同阶段中国日本思想史的方法论的特点,精当地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演进过程。如此系统、全面的论述,大概在我国日本史学界应是初见。再如,作者怀着对中国日本史研究事业的忧患意识,直视中国日本史学界存在的隔海研究日本、各分支学科发展不平衡、基本知识贫乏等问题。此外,作者还关注中国日本史研究学科建设的“专业化要求”。所谓“专业化要求”,实质上是指每一位研究者必具的基本学术修养,包含“专业化的态度”和“专业化的训练”,这是我国传统史家修养标准“才”“学”“识”“德”的延续。
刘著问世后,受到学界同仁的关注,多有评论。比如,针对刘著的“回归原典”,有学者提出“如何看待实证研究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针对刘著的“专业化态度”,有学者提出“如何看待学术性与致用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些讨论有利于促进我国日本研究学术史的深入发展,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关于“如何看待实证研究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理论”其实是刘著着重阐述的主题之一。作者在书中明确表明自己“并非一概否定‘理论’的重要意义”,但是他认为史学理论是在研究者深入研究、实证史料之后产生的。显然,刘著重视的是“论从史出”,而不是“理论先行”。
稍加观察,就不难看出,刘著并未忽视“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也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影响。在该书的第二编“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作者用了浓重的笔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日本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探讨。他的这些看法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我国哲学思想史学者朱谦之、卞崇道、王守华、王家骅等前辈的学术生涯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像笔者这样新中国培养的且已至耄耋之年的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开始努力反省以前的僵化思想,并采用多种思维和研究方法,深入史料,独立思考,才获得一定的学术成果。因此,不希望经典的“理论”变得僵化、教条,以致影响现今的良好学术研究环境。
关于“如何看待学术性与致用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作者也作了深刻思考。刘著讲的日本史研究的“专业化要求”,是针对现在我国日本研究界普遍存在的种种不利于中国日本史研究深入的“恶习”而提出的,强调的是为史者的良知、心术(“德”)和为史者应有的最起码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才”“学”“识”)。只有具备了这种“专业化态度”,才能“提高中国日本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这种“专业化要求”并非“为学术而学术”、轻视和反对学术为国家、为社会服务。为国家、为社会需要服务可以说是当代每一个历史学者的职责和义务。作者在这一大原则问题上,立场是坚定的,态度也是明确的。此外,作者还指出,“中国式的日本学”不仅要重视“学术性的研究”,而且也要关注从“国家战略”利益角度进行现实性的日本研究。
倡言日本史研究“回归原典”,是刘著最核心的内容,亦是作者出版该书的意愿。何谓“回归原典”?刘著如是说:“‘回归原典’,或者说‘从原典出发’,是一种指导思想,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说得更根本一点,甚至还是一种人生态度。”“指导思想”“研究方法”“人生态度”十二个字,道出了“回归原典”的内在含义及其真正的意义所在。
刘著提倡学术研究“回归原典”,既是对我国悠久的史学传统思想的继承,又吸收、融合了国际史学研究的经验,对于我国日本史研究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回归原典”,可使我们走出片面教条的研究模式的窠臼,深入历史原典、原貌,探寻历史的真谛;“回归原典”,可使我们分清“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之别,加强“基础研究”,填补研究空白,日益增强发言权;“回归原典”,可以去浊扬清,使我们远离学术空气浮躁,行为浮夸,著述追求数量,二手资料泛滥等学术浊流,树立勤奋、刻苦钻研学问的良好学风,在“与史料肉搏”中求真知,构建具有独立见解的史观(史学理论)。
总之,只要持之以恒,坚持“回归原典”的指导思想,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采纳适合自己研究方向或课题的多元研究方法,相信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必将会呈现全新的繁荣前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刘岳兵一直在寻求同道者。笔者希望当今活跃在研究第一线的老、中、青三代同人,为了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新繁荣,都能支持“回归原典”。
(作者:王金林,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