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费孝通这篇文章

    【读书者说】    

    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晚年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话题——“文化自觉”，这个话题如今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可以说成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构中国话语、中国体系和中国方法的思想先声。那么，费孝通提出这个思想话题的语境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思想考量？这些问题仅仅阅读他的文章是不能够全部理解的。

    通过这部厚厚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以下简称《谈话录》），我不仅感受到一位思想大师晚年生动澎湃的思想灵感，而且对他晚年最重要的思想议题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从《谈话录》里可以看到，费孝通晚年的学思线索有许多条，但是文化自觉是一个基本的核心，这也是他自己非常慎重的定位：“我想，‘费孝通’这篇文章，还是在文化自觉这个题目上结束。”

一次必然的学术转向

    文化自觉的提出有着复杂而模糊的来源，或许我们从费孝通早年的思想中就可以发现源头，在他正式提出这个概念的1997年之前的若干思考中看出端倪。例如，20世纪80年代，他关于中华民族的思考；例如，他关于“人—我”关系的反思。但是，通过《谈话录》，可以感觉到费孝通之所以在思想的灵感碎片中将文化自觉这个问题自觉地提出来，是因为在民族问题研究中感觉到了中华民族的特殊性进而思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是因为在小城镇发展的“行行重行行”中感受到了家庭这个问题新的重要性，是在香港回归以及国际经济发展中强烈感受到了中西方相遇的实力变化，这些因素使得他在考虑我们应该如何说清楚自己的文化，如何向西方说清楚自己的文化。同时，这个思想也是在他对自己与上一代学人之间文化差异的思考中形成的。费孝通在谈及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时候，特别提到了马老师是“学术世代交替的接班人”，“英国帝国主义开始走下坡路，殖民地的人民开始要摆脱殖民统治了。这个形势使得人类学在老路子上走不下去了，正在呼唤新的一代”。费孝通强调了学术（文化）与时代的关系。他常常说不是自己写，是“鸿蒙借君手”。他提出的文化自觉论也是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一次必然的学术转向。

    不得不承认，晚年费孝通对于文化自觉的探索是多层面的，单单从他发表的文章中很难把握住其内在线索。加上费孝通的文章风格常常是将思想隐藏于后，而表达出的似乎是人人都可以读懂的“普通的”词语。这更加令阅读者难以捕捉他的用意，就像他自己晚年要不断阐释马老师“朴实的”文化论。但是，借助《谈话录》，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些思考的用意。例如，文化自觉首先是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种学术转型。费孝通说：“我关于‘文化自觉’的说法，也是一种‘洋’的说法，是从西方学术概念里出来的”。他又说，把人分成生物人、社会人和文化人三层，“把文化的实质和社会分开，是我的一个发展，三层论。”1998年是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思考很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写完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动态论》的读后感，加上三年前的那一篇长文，完成了对自己学术源头最重要的反思。通过对社会人类学理论话语中殖民主义话语的反思，通过对马老师文化概念的重新思考，他才有可能辩证地将自己的文化概念从一个功能人类学的意义上转变到一个历史的层面上。对于费孝通来说，这不是文化情感的变化，而是一次深刻的理论变革。

《乡土中国》中的遗憾

    社会人类学家为什么要懂历史？费孝通是将其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出来的。他多次提到钱穆，并且说：“我们两人一直没有碰头，好像被一层什么东西隔开了，相互间有距离。他没有进入潘光旦或吴文藻的圈子。”这一堵墙看起来好像是学术“圈子”的人际关系造成的，实际上这个背后是思想和理论的墙。就像说到陈寅恪，费孝通说：“陈寅恪同五四运动划开了界限，没有参与到五四运动这个主流里边去。”现在他要拆开这一堵墙，这不是通过学术史的怀旧就可以让这些不曾交集的人的思想可以相互融合的，而是要在理论上让他们结合起来。

    费孝通说，在《乡土中国》里面，“我只讲了特点，没有讲出来传下来的过程。讲讲这个过程，很要紧，有些道理是要从过程里面才能看出来的。所以说，没有过程是个缺陷、是个遗憾。”但是，他又不赞成完全地照搬钱穆、陈寅恪和梁漱溟等人的中国文化阐述，而是要将一种西方的实证科学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把现实和历史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懂得自己，懂得中国文化，这也就是我说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更进一步就是用整体性的概念去“把中国基本的意识形态讲出来”。文化自觉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将一些重要的国家改革和政治经济行为背后的文化无意识讲出来。这里面包括国企改革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的文化无意识的思考，包括对“一国两制”的政治智慧背后的文化无意识的思考。例如，他特别提到的家族、家庭和人伦的概念。这是费孝通早年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就思考的问题，也包括《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这三篇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文章。但是，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去阐释的时候，费孝通只是说：“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主的，这到现在还是没有变，家族的基础没有动，只是收紧了，差序格局的网络小了，其他东西嵌进去了，引起更多的变化，可是基本的变化还是在亲属制度范围内的。”在这里，我们还不能够完全地看到他是如何捏合钱穆、陈寅恪和梁漱溟关于人伦的思考与他从功能人类学意义上进行人伦思考之间的不同的。不过，我们从他谈话中提到的对“特点”与“过程”的强调可以感受到这是他打破那一堵墙的理论方法之一。这同时也涉及他晚年思考马老师的文化变迁这个问题时，如何面对文化在历史层面变与不变的问题。这实际上引出了文化与制度关系的新话题，新的社会制度需要新的文化表述，而新的文化表述也是依赖于新的制度建设才不至于空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国两制”和国企改革等现实问题都具有很大思想张力可以发掘。另外，像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朱熹新儒学的崛起，这些历史问题也都不再是单一的抽象的文化问题，而是文化与制度纠缠一起的复杂体。这些作为新的学术研究方向都值得不断深入讨论。但是，需要补充的是，对于费孝通来说，文化自觉最终不是要做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而是要从整体上去找到像早年写《乡土中国》时所用到的韦伯的“ideal type”（“观念中的类型”）方法一样，让中国文化的无意识能够“说话”。费孝通在《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中说：“马老师的文化论，或是社会人类学者要做的事，就是把我们生在其中而不知其中所以然的道理，作出个有系统的说明，结果会使在其中生活已久的人，恍然大悟，觉得原来如此这般的生活是有道理的。”与早年不同的是，新的文化自觉的思想已经经过了“历史”化的锤炼和改造。

认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此外，文化自觉还有一个思想意图就是认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费孝通在谈话中说：“西方可以只管文艺复兴以后的事，前面的事可以不管。但我们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形成的是一个整体的格局，我们跑不出去的。”在《新世纪 新问题 新挑战》里，他又说：“传统中国不是欧洲式的小公国，而是腹地广阔，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比较复杂而多元的文明国家，这样的国家一般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empire’（帝国），它的新形态必然也与从欧洲的小公国转变而来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有着很大不同。”诸如此类的敏锐点题，正是费孝通独到学术特质的体现。尽管他曾经很长时间“遗世独立”，脱离了国际社会学的新思潮，对冷战之后的许多新的文化理论也并不熟悉，这固然影响到了他晚年思想表述的理论深度和学理逻辑，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他敏锐的学术领悟力。而后者才真正是陈寅恪所说的学术“预流”，开风气之先。

    晚年费孝通特别喜欢“神游冥想”这四个字，这是从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阅读之中领悟到的，而他在《谈话录》中说自己的马老师：“在那里东搭西搭，搭出来了一个当地人的生活系统。”“从生到死，有一个程序，必须照这个去做。这个程序和它的结构，被马老师发现了，讲出来了，描写出来了。”这实际上也概括了费孝通一生学术的个性特点，正是在“神游冥想”“东搭西搭”和“不可言传”之间，形成了自己不可复制的学术经典。

    （作者：张耀宗，系南京晓庄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