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自古以来，中西之间一直有联系，但思想意义上真正的相互影响始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来华。对当时正处于近代早期的西方文明而言，中国作为遥远的“他者”，是理想中的未来。伏尔泰就曾经根据耶稣会士信札中关于中国的内容著书立说，赞扬中国的文官体系，批评当时法国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到了19世纪，文明的天平开始逆转。基本完成了近代化转型的西方，以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思想和学术也随之进入中国。
“西学东渐”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大主题，20世纪上半叶以来已被诸多学者反复研究探讨。对此议题的论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将中国视为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者，在关乎国族存亡的危急关头，选择学习和接受西方的新知，被外部世界环境逼迫完成现代化转型。这类论述在很长时间里占据学界主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另一类论述则是对前者的修正，强调中国文明更多主体性，认为中国在接触西方文明之前就存在着近代思想学术的萌芽，表现为与西方不同的现代性。随着对西方文明霸权的反思，近年来这类研究日益增多。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的新著《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试图在这两种论述之间寻求平衡，强调用“历史的维度”回到中西文明交流的现场，将“中”和“西”都看作在时间长河中流变的主体，尽量还原文明碰撞的实景，以避免用当下的刻板印象和价值观念去僵硬地评判历史。在历史的维度下，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不再是单方向的“西学东渐”，而是有着历史行动者更多主动参与和选择的“援西入中”。他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梳理也不止于思想学说的流变，而是更注重知识媒介的革新，强调西学传播的物质因素和技术背景。尤为重要的是，他试图打破“中”“西”之间的藩篱，以“分科之学的确立”来理解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而非基于“国别性”的单纯西化。
从“西学”到“新学”
章清将“会通中西”的源头上溯到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因为19世纪后期新教传教士和中国士人接引西学的各种手段思路，在二三百年前就已初露端倪。那是两大文明的初次相遇，那时的西方还处于近代化的早期，科学与哲学、学术与宗教、宗教与政治，分界模糊，尚在混沌未开的状态。近代知识体系在其中萌芽生长，研究天文、物理、数学是为了装点上帝的荣光，而非因其本身的价值，也无关国之富强，甚至民族国家的概念都在襁褓之中。在这一历史情境下，耶稣会士希望将天主教传入中国，就需要迎合中国的文化，获得中国士人的尊重与接纳。于是，他们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有意识地在中国士人的帮助下，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儒家观念来接引西学，使中国人先接受“西学”，再皈依“西教”。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教”与“学”分离，“体”与“用”割裂，为晚清西学的再入中国预备了一层最初的底色。
19世纪中后叶，中西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新教传教士携欧美各强国坚船利炮之势而来。他们沿袭了前辈将西学定义为“格致之学”来接引本土知识体系的先例，并将西国富强之源归于西学，以此吸引国人研习西学的兴趣。章清敏锐地指出，传教士在援引中国本土思想资源时，不得不将西方知识区分为学、政、教三个方面，使后来中国士人提出的“中体西用”有了落脚点，可以用中学的“体”去替换西学的“教”，为中国人克服中西之别去学习“西学”和“西政”大开方便之门。
章清在考察晚清知识界“援西入中”历史过程中，不仅考虑到传播者一方的策略，更着眼于接受者一方的努力。与以往研究中批评保守派、褒扬西化派的常见做法不同，他尤其聚焦于那些试图在保守和西化之间寻求中道，主动以“中学”去接引“西学”的努力，虽然这些努力在后来的历史看来，不过是主旋律外略显刺耳的变奏。无论是从晚清开始流行的一系列“经世文编”，还是指引西学门径的各类西学汇编资料，又或是为科举改革而拼凑的课艺和策论，章清对这些在一般思想史研究中往往被忽略的文本进行细密的分析，向读者展示中国士人如何在旧的知识体系中安放西学新知，又如何在旧体系与新知识枘凿方圆之时，逐步修改旧类别、创设新科目。在这些亦中亦西的知识产品中，逐渐衍生出了中国人理解近代分科之学的知识谱系。
正如章清在书中着重指出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因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经由日本“转手”的西方知识，也即所谓的“东学”，知识的覆盖面变得更广，超出了最初由在华传教士所定义的“格致之学”的樊笼，“西学”的国别属性也变得模糊，于是“西学”在中国人的眼中转变为了“新学”。对于正在遭受国族危机的中国人而言，在感情上更能接受这样的“新学”。
读书人的合力
章清的前一本专著《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结合传统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强调报纸、刊物、书籍等新型媒介作为思想表达和传播的“场域”在形塑近代中国“思想界”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着眼于思想生成的社会情境。本书沿袭了这一思路，前三章在思想史意义上对“援西入中”作梳理和解释，后三章则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该过程所依托的文本载体、社会环境和日常实践作深入考察。“内史”与“外史”相辅相成，向读者展示了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演变不只是少数杰出思想家智慧的产物，更是整个社会读书人的合力，还与政局嬗变、中外形势、科举改制、新兴出版媒介蓬勃发展等各种因素密切相关。
晚清的大量新型出版物，尤其是各类“西学汇编”“经世文编”之类杂糅了中西知识体系的文本，常因其内容的驳杂、浅显、谬误而受忽视或贬低。而在章清的论述中，这些文本根据中国人的偏好对西学原有的知识体系做了选择和重新分类，是“会通中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桥梁”。比如某“经世文编”类作品的编者将“算学”列于“文学”之下，就是试图用旧分类体系去容纳新知。这类文本在晚清数十年中层出不穷，为了吸引买家而迭有创新，从中逐渐演化出前文提到的近代分科之学的知识体系。
从阅读者的角度来看，接引“西学”也有特殊的社会背景，也即清末科举制度的改革和最终废除。为了应对近代世界的诸多挑战，内忧外患下的清政府打算从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入手，于是科举改制之议不绝于耳，清末新政时一度下令废八股、改为“策问”，后来又彻底废科举，兴学堂。当时的策论考题和学堂课艺大多与西学和中外形势相关，要求考生结合西学知识来作答，这就促使士子大量阅读西学书籍，又进一步鼓励了此类书籍的出版。章清以当时较为流行的科举参考书《中外策问大观》为例，指出这类资料的编排已经按照各个专门领域分类，其内容也呈现了上层官员和一般士子对于中国境遇和世界事务的看法。
章清更利用日记资料，考察晚清士人日常的“私人”阅读，指出在不考虑迎合科举考试的自发阅读中，士人往往不常直接接触西学读物，而是通过报章、课艺、书目摘要等间接阅读来了解，而且往往以其熟悉的本土资源来附会，比如用“春秋三世说”来理解“万国公法”。这表明历史经验被激活来与近代知识对话较量，以维持士子内心的平衡，一方面构筑了他们理解“现代性”的屏障，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他们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反思和重新认识，也是中国人寻找自己独特“现代性”的机缘。
掩卷而思，此书以“会通中西”为题，不仅是在讲历史，更是通过历史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洞见。面对异质的文化，我们应以何种姿态去回应？全盘接受或全然拒斥，显然都非好选择。主动以本土知识体系去接引新知，借异域文化来反思自身文化，进而不断自我超越更新，这才是文明之间交流碰撞的主旋律。儒家传统中的“天下”观念是古代中国人的理想表达，而进入近代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后，中国人不得不放弃这种“过时”的观念，以国族的存续为根本目标，于是国族认同不得不与“学”脱钩。正如章清此书所展示的，近代中国知识体系建立的过程其实相当复杂和漫长，经历诸多曲折歧路，不过其基调依然明晰，即中外知识界人士“会通中西”的共同努力。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形塑中国“现代性”的也并非“西学”，而是非中非西的“新学”。当表现为“分科之学”的近代知识体系建立起来后，再讨论“中”“西”之别，已意义不大，强行对二者作界分，也不太可能了。
（作者：刘文楠，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