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岁，正青春

    【读书者说】 

    郑岩、郑琹语父女合作出版了图文并茂的新书《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人类的历史有数百万年，六千年以来，进展突然加速，社会的复杂化发展让世界越发多姿多彩，这大概是作者起书名时的考虑。对于个体的生命而言，百年已难逾越，但是，相较于人类的历史，六千岁尚属青年，就如二八之于少女，正是豆蔻年华。所以，书的扉页上写有这样的话：

    五六千岁，

    还算年轻。

    在爸爸的文字中，

    女儿的画笔下，

    文物继续生长。

    书中的一些图文在作者的微信朋友圈里发过，每每引来围观。记得我还曾经起哄，说是可以办展览、出书。现在，书已经出来，展览也乐见其成，不过这些都是我“多余的话”，想必他们都已经有系统的考虑。《年方六千》有篇《写在前面》的话，讲述了这本书的来由——郑岩本科是考古专业出身，在文博界浸润多年，所以他很熟悉考古的语言，自述第一次写田野报告的时候，用的是这样的文字：

    背壶10件。分三式。

    I式：2件。AL：35，泥质灰陶。侈口，方唇，粗颈，广肩，颈肩转折明显，收腹，平底。肩部有一对带状斜竖耳，偏于腹壁较平的背侧，另一侧有一下勾的突纽。口颈10厘米，通高22厘米，最大腹颈14厘米，底径7.8厘米。

    如同病历般的文字，详细、客观。但是，这样的文字很难被考古界之外的学者所理解，更遑论普通读者。《读书》杂志曾专门组织不同学科的学者，讨论如何突破考古的“围城”。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连续不断的中华文明给我们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理应在文化自信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些遗产与现代社会有着时空的隔阂，普通民众难以理解其内涵。“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在古今之间，在专业和大众之间，我们需要搭建桥梁，需要有“转译者”，但是在现在的学科分类体系下，我们没有培养这种“转译者”的教育机制和课程设置。郑岩是学界为数不多的能够从容地在古今之间自由穿行的学者，这与他在博物馆系统工作的经历分不开。如果说考古是象牙塔里的研究，博物馆就是要将这种研究的价值尽量展示给公众，努力使其成为公民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年方六千》的文字汪洋恣肆却不失根基。不失根基很重要，深入浅出从来都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在自媒体的时代，考古似乎比以前热闹很多，但许多文字是浅入浅出，甚至是剪刀加糨糊的产品。所以，我相信传统纸媒在经历了一轮新媒体大潮的冲击之后，仍有它存在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的是大浪淘沙后的社会判断。汪洋恣肆需要学识、才情和文笔，就如一个学者所言：“任何一个考古队员，从他第一次挖开封土或表土以后，就长久地陷入了一个苦苦的思索，绝对真实的遗物和遗迹沉默着，逼迫他也诱惑他想破译、想解读、想洞彻这恼人的历史之谜，抓住真实……从田野发掘出来、又从整理中揭示出来的、沉默的古代真实太不可思议了。它太辉煌、太费解、太深沉。没有一个考古工作者能够完全摆脱它带来的苦恼，但是也很少有人能坚持思考并企图作答。”郑岩就是一个“坚持思考并企图作答”的考古人，他想透物见人，“我在田野和博物馆的全部感受，却无法用这种文字（考古报告）完整地表达出来”，“一块泥巴，生长为一件器物，其背后有一双富有创造力的手，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活生生的人。诗比历史真实，艺术离人心更近”。

    于是，在郑岩笔下，历史延伸开来。一件沿海地区出土的彩陶，却画着黄河中游的纹饰，“考古学家关心的问题是：谁，什么时候，为什么，怎么样把它们带到这里？”

    他替古人设计：一件青釉盖罐装饰了三重莲花瓣，如果是这样，也许就太单调了，于是在腹部出现了一条忍冬纹，“忍冬的叶子嫌花瓣的队列太齐整，追逐着波浪，从花瓣的缝隙间跑过，被惊扰的鱼儿逃得无影无踪。雨过后，浓浓淡淡，天地全是一色。”他为主人扼腕：“不要赞叹她此刻的美妙，我们已经错过她最好的年华”。

    在郑岩的文字里，文物的基本信息都得以表现，但是换了表述的语言；观众在观看一件器物的时候，看到的不再只是知识，而是会顺着作者的视角，去与古物对话，引发自己的思考。当你思接千载，与古人神游的时候，无形之中就拉长了我们自身的生命，这就是郑岩说的，文物在继续生长吧。

    书中的配图全部出自郑琹语之手。在测绘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考古绘图是不是还需要手工进行，是近年来争论较多的一个话题。其实考古绘图不仅仅是数据的采集和外观的描绘，手工绘图的过程是一个研究者对于器物了解的过程，绘图者会强调自己观察到的特征，而不是像仪器那样看似客观的记录。郑琹语的绘图不是考古报告中的绘图，不过，和考古绘图一样，她一定会把一件文物感动她的地方描绘出来，也在这个过程中加深了对这件器物的理解，提高了自身的素养，正所谓润物细无声。父亲的文字和女儿的绘图所强调的点，并不一定相同，但在图文相配的过程中，他们对器物的理解、对人世的感受，一定共同在升华。

    书中的文字并非篇篇都好，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显示我的“客观”，而是文物是有个性的。生活中，我与郑岩最大的差别，在于我喝酒，他不喝酒。写酒器，他估计没有我写得绘声绘色，意乱情迷。文物是有温度的，出自内心的才能够打动人心。

    （作者：杭侃，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