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文物保护工作、考古工作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认可度越来越高。像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已经25年了,中国已经从最早的参与者,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导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还承担了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国家的项目。我们国内科研单位和高校也有很多走出国门,洪都拉斯、埃及、印度等国都有我国参与的考古项目。这一方面弥补了中国考古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将中国考古学放到亚洲、世界的视野里。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说明我们的学术研究理论和成果,正在影响国际学术界。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一是统筹规划、整合不够,大家都是各自为战,力量分散,难以充分发挥整体作用;二是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严重不足。在此,我建议:
第一,要加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指导,注意各个机构、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既要服务国家大局,也要保证学术质量,避免一哄而上。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讲话中都提到了考古领域的合作,我们要完成这一任务,真正成为国际考古和遗产保护大国。
第二,要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应该在国内高校设立相应的专业研究方向,和国外联合培养。我们国内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北大设立了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社科院考古所设立了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人才队伍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一定要久久为功,也希望国家能够给予政策支持。
第三,要重视援外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一带一路”地区历史悠久、古代遗存丰富,在这里开展援外工程,尤其要注意文物保护问题。要尊重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真正体现出中国的大国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第四,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增加世界文明比较研究的专项课题。充分发挥国家重大课题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带动国内外学术研究力量参与我们的研究,讲清楚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差异,讲清楚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意义。
(作者:李伯谦,系北京大学教授、考古系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