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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5月19日 星期日

    从“海归”到“农民”

    ——“南开先生”李正名的爱国情

    作者:本报记者 陈建强 刘茜 本报通讯员 马超 《光明日报》( 2019年05月19日 01版)

        李正名近照 资料照片

        【光明访名家】 

        李正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今年87岁,有机化学与农药化学家,但校园里的师生们更愿意称呼他为“南开先生”。一则,因为他的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号为001;二则,他放弃在美的博士学位,回国效力,代表了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爱国情怀。

        “南开先生”的住宅位于南开大学的西南村,房间不宽敞,屋中略显凌乱。记者眼前的他,一头白发却西装革履,戴着领带,眼神温和而坚定。

        最近,由李正名牵头的课题组获准参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生物药物分子靶标发现与药物分子设计”的新任务,承担开发我国未来新型生态杀虫剂的课题,迎接国际农药科技前沿领域的新挑战,为我国早日成为国际农药创制强国而努力。

        李正名把研究方向从有机化学转到农药化学研究,是回国以后的决定。

        1953年,获得美国埃斯金大学化学学士学位后,李正名辗转归国,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海归”。之后,李正名成为时任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的第一名研究生。

        “我听从导师杨石先先生安排,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主动与国家需要对接,由元素有机化学转向农药化学研究。”回忆起当年的选择,李正名仍然十分坚定,“我中断留学生涯回国,很多人不解,有人认为没有读完学位回来太感情用事,在待遇方面吃亏了,还遭到个别人嘲讽。但我觉得虽然没能按原计划读完博士学位,但回国后我的专业知识能和祖国科教事业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岗位上做出一定的业绩,看到所参加的科教事业的成果和培养人才的成长,感到自己的人生过得很有价值。如果当时留在美国读完学位后找一个待遇好的工作是有可能的。但人不能仅满足个人的物质利益,在精神上也应有所追求。”

        李正名带领团队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他带出的硕士博士已达168名。但这都不是“南开先生”最得意的成就,让他最有价值感的,是他为中国农药“正名”。

        创制新农药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系统工程,由于对环保生态安全的众多试验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一项基础研究至少要5年以上;一段毒理环境生态评价需上百次;开发研究、注册登记要历经十几年;农药创制工作成功率仅为八万分之一……面对这些困难,李正名说:“这个工作总得有人去做,这份风险总得有人去担。如果大家都不做,就永远不会有中国自己的原始创新,我们就永远受制于人。”

        杂草危害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达10%—40%,长久以来,新农药创制又一直被美、日及瑞士等少数发达国家垄断,我国缺少主打的创制产品。而人工除草又很难破解,这就造成我国农业生产损失严重。

        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杜邦公司创制的除草剂,以超高效、低毒性成为农药史上的里程碑。我国不少企业对其进行仿制,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李正名研究组展开对磺酰脲类除草剂的系统研究。

        “‘农药创制’风险高、投资大且周期长,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但躬耕陇亩才能出真知。”李正名决定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与农民一起蹲守田间,查看土壤水源,了解生长情况,观察试验效果。就是这样,“海归”变成了“农民”。

        在绿色超高效除草剂的创制研究中,李正名常常深入农村,不让自己的农药研究与农民生活水平脱节,其间面对种种困难,也不曾停下脚步。最终,研究组利用与国外不同的分子设计策略,从近千个结构中筛选出单嘧磺隆和单嘧磺酯两种有效成分,创制出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效绿色除草剂,每亩地只需使用1克至2克,就能达到平均97.6%的防治效果。“我国除草剂研究终于不再单纯依赖对外仿制,而是进入理论指导下的创制阶段。”回想着这些科研成果,李正名欣慰地笑了。

        目前,该研究成果已在山东、河南、黑龙江等地进行示范推广2亿多亩,3年来销售额达1.5亿元,产生社会效益30多亿元。

        “这个创制过程拉得太长了,是依靠自己的信念才能坚持到最后。”如今,李正名正计划着将研究重点转向减少农药在不同土壤中的残留量这一研究课题。

        “规划科研方向时,要强调研究结果对国民经济潜在的应用价值,注意结合现实需求状况和中国实际情况,做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低价的绿色农药。”李正名这样说,也一直这样在科研工作中奋斗。

        (本报记者 陈建强 刘茜 本报通讯员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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