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义的重量与变量

    【呼唤有情有义的文学】   

    ●情义与人内心的情感需求息息相关，这决定了它稳定地占有文学一席的分量

    ●黄金有价，情义无价。结义者可能对着金条或钞票起誓吗？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更改了传统文学叙写情义的背景和模式

    ●网络话语方式能否塑造某些崭新的情义认同？

    ●新时代的情义书写，需要与社会生活的密切互动、与时代的深度对话，找到对接情感与现实的途径

    人与人之间的某种正面情感——人们通常在这个意义上习惯性使用“情义”一词。相对哲学、历史、经济学等知识体系而言，文学是“情义”更为青睐的活动区域，似乎更适合处理情义所携带的情感能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些诗篇传唱千年仍能动人心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经典魅力，也与它们在君臣、兄弟、师徒、男女等不同关系类型上的情义演绎密不可分。尤为重要的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学的情义书写与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建构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关系，书写情义日益成为文学的特长、责任和传统。

    反映人际间的情感关系、满足内心的情感需求和情感想象，是文学千百年来始终对情义书写充满热情的基础。黄金有价，情义无价。通过包括情义书写在内的文字叙述，我们得以经由人际交往中的情感状态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内心世界，由此得以和历史建立起某种理解和继承，金钱无法替代这样的功能。渴慕生死与共之友情的人们选择重复“桃园三结义”的情义仪式，不仅因为可以在“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里找到自身情感诉求的历史依据和价值范本，还在于这种情义模式能满足被同时代人所承认的欲望。结义者可能对着金条或钞票起誓吗？面对苍天或神祇焚香祷告，这是千百年来文学不断叙述情义所塑造出的某种稳定。

    古代文学所形成的情义叙事传统，在晚清时受到中国社会巨变所产生的巨大压力。来自西方军舰上的炮火轰塌了清王朝的城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以来积淀的西方文明，霸道地闯入中国的文化空间。李鸿章感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文化都在变革之列，传统情义模式失去了原先社会经济基础的支撑，已经无法解释所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现实。国破家亡的重大危机，更改了传统文学叙写情义的背景和模式。更侧重个体间关系的传统情义续写，必须站在民族国家生存、社会结构转化、文化认知重塑的新起点上重新思考情义。整体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众多的关系正在变动重组。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已经如此追问：“从来如此，便对吗？”五四文学拉开了重写情义的序幕，时代要求五四以来的文学情义书写，必须将人的启蒙、家国救亡、价值重估等因素有效地编入其中，改造略显固化的传统情义模式。在启蒙与救亡的相互激荡下，传统情义书写的意味在悄悄发生变化。鲁迅的《弟兄》之于“鹡鸰在原”“兄弟怡怡”，《伤逝》之于“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巴金的《家》之于传统的家族情义和家庭伦理，都在质疑中有效地丰富了文学的情义书写。必须意识到，像鲁迅的《弟兄》这样的“情义”重估，并不是通过直接铺陈文学叙事的时代语境以推动情义书写的更新，而是通过发掘被传统忽视或遗忘的细节，直视对情义可能更为深刻而真实的新认知。《弟兄》更在意于写出兄弟情义之“难”，难在自我的内心对情义合理性的判断。张沛君和弟弟张靖甫之间兄友弟恭，在单位和邻里间有口皆碑，可弟弟张靖甫在突发疾病生死难料之际，哥哥的内心却不禁为有限的财力如何支出分配而犯难，继而滋生出希望弟弟死去的念头。《弟兄》在这个层面上形成了与传统的潜对话。情义书写不仅要展现情义后果或内容，还必须考虑到情义发生的前提和语境。叙事前提的变化，产生不同的情义体验。

    改革开放又一次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情义叙事。与五四时期相比，讲述情义故事面临的不再是家国危亡的压迫，而是经济发展带来的诱惑与困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并不意味着精神生活和情感道德的水平也自动提升。相反，价值判断和意义评估的日益分化，给文学书写情义带来了许多困扰。余华于1988年发表的《现实一种》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情义认知模式，将鲁迅《弟兄》中的犹疑和痛苦往恶的方向推演到了极致。祖孙、母子、夫妻、兄弟，所有的人伦情义都被人性的残忍击碎，恶行已经如水往低处流一般自然地发生，连幼儿都无法逃离恶的裹挟。未成年的皮皮只因为喜欢听到堂弟的哭声就不断地折磨堂弟，而由此带来堂弟的意外死亡迅速引发了身为父辈两兄弟之间的虐杀，最终导致了大家庭的灭绝。什么是现实？《现实一种》的答案就是丑陋的人性。显然，《现实一种》弥漫着象征意味浓烈的现代主义气息，“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如果文学对作为“现实一种”的恶的叙事不断放大化、感官化和普遍化，就必将出现情义书写的困境。城市里尽是冷漠的算计和猜疑，乡村里充满愚蠢和粗鲁的气息，历史就是欺瞒和伪饰的产物，现实无非是欲望和利益的平台，近年来的文学创作的确有沉迷于此的迹象。这就是鲁迅当年所批评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可如果将这些文学叙述等同于时代的全貌或情义的全部，显然过于偏激和狭隘。

    当前的社会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奋斗推动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此深刻的历史变化、如此巨大的社会进步、如此活跃的精神世界，都在呼唤着属于新时代的史诗。新时代的情义书写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它必须直面社会全方位变革带来的情感关系变化。一名为人民群众奉献自己全部心力的干部，如何描绘他的情义与担当？一名在离家数十公里之外上班的白领，怎么做到新时代的“昏定晨省”？一位有过数家名企成功履历的抢手人才，如何描述他的职业忠诚？一个伸出无私援手却难以自证清白的人，怎样呈现他的热忱与尴尬？许多现象能为新时代的文学情义叙述提供灵感与能量，传统的命题并没有消逝，只是需要新的理解与阐释。在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中，想象善的能力和批判恶的能力同样重要，它们是构成新时代情义书写的两翼。关键在于，新时代的情义书写如何避免在批判恶时陷入戾气和流俗，在呈现善时受制于机械和空洞。跟踪当代文学发展的许多文学批评，已经对无节制地描写人性恶和负面情感状态的作品表示不满，但或许更有难度的，是如何表现这一时代的爱和善、表现这一时代特有的情义风采。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坦言：“爱是人的一种主动的能力，是一种突破使人与人分离的那些屏障的能力，一种把他和他人联合起来的能力。”新时代的情义书写，需要的正是这种能力：在与社会生活的密切互动、与时代的深度对话中，找到对接情感与现实的途径。

    新时代的气象为情义书写提供了充沛的资源，也带来了特殊的话语表达可能。网络数字技术的兴起，猛烈地冲击着原有的社会关系模式，人际交往摆脱了特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交往者也不必再表现出具体而统一的整体身份。智能手机的网络终端会根据个人的阅读习惯提供相应的主题信息，人的认知和认同都可能陷入固化的自我循环，这仅仅是网络带来的诸多无法察觉的重大变化之一。社会现实的地震波迟早会传导到文学领域。作为依靠网络数字技术改变传统文学话语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的巨大能量体，网络文学理直气壮地要求文学知识体系必须给自己腾出足够的空间。文学的审美机制和生产方式都已改变，网络话语方式能否塑造某些崭新的情义认同？由网络文学的读者转变为粉丝是否隐藏了一种新型的情义关系？流行于网络的科幻小说、玄幻小说、穿越小说、架空小说、末日小说是否提供了新的情义想象？网络的话语表达方式在多大程度能启示社会、介入时代的精神状况？或许传统的严肃文学仍有底气保留对许多网络小说的蔑视：那些依靠奇迹和偶然来安抚欲望冲动的网络文字，你们的现实感在哪里？逻辑性在哪里？如何与历史对接？如何与崇高对话？你们只有满足，没有感动。然而，考虑到网络数字技术的历史如此短暂，似乎不应对它掉以轻心。稍微放宽视野，《西部世界》《黑镜》这样以数字虚拟技术为内容的作品已经提醒大众，或许两三年之后，人和智能机器人之间的情义、虚拟环境中共同参与者之间的情义、智能机器人之间的情义，都可能成为现实坚硬的一部分。

    情义与人内心的情感需求息息相关，这决定了它稳定地占有文学一席的分量；情义又总是与时代发生或隐或现的关联，这塑造了它丰富生动的美学面目。焦点或许在于，怎样将稳定的情感需求与深刻的现实认知融为一体，见证历史、铭刻时代。

    （作者：陈舒劼，系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