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仁

编者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歌的国度。作为儒家文化教育的逻辑起点，先秦的诗教旨在整体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准，使人达到成就君子仁德的目标。孔门诗教为中国诗歌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基本方向，使诗歌能够在关注世道人心的轨道上不断前行。《诗经》中重章叠唱的形式，有一部分来自诗乐仪式或歌唱方式，也有一部分具有明显的词义变换和叙事功能，体现了作者谋篇布局的匠心。这种艺术形式极大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性。就重视教化、重视理致而言，《诗经》和孔门诗教已肇其端，而汉魏六朝诗歌蕴含的才性论和言意论的思致，更促成和增强了中国诗歌重视哲理的倾向。本期刊发的这组论文，分别从道德取向、艺术形式与社会思潮三个角度考察了中国诗歌发生发展的内外部机制。（王利民）

    作为一个内涵不断增衍的概念，“诗教”意蕴丰富而多变。如何把握孔门乃至传统文化中的诗教观，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盖在孔子之前，诗教属于素质教育，且属于乐教之言语部分。《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周礼·大司乐》也记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此乐语当主要以诗之文辞为载体。教成之后，则能达政、专对。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便是对《诗》言说和政教功能的追溯。但是到了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周代雅乐制度渐废。孔子欲恢复周代礼乐制度，于是删《诗》《书》，定《礼》《乐》，晚而赞《易》、修《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增益先王四术之教为六艺之教。至此，孔门之教得以确立。

    孔门言教首倡《诗》教，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完成个人道德的整体提升，并达到成人成德之目标，是以《诗》为逻辑起点的。《论语》中孔子论六艺之教，所言最多者是《诗》。故宋人叶适云：“自文字以来，诗最先立教。”（叶适《黄文叔诗说序》）近人马一浮《诗教绪论》亦曰：“六艺之教，莫先于《诗》。”

    然孔门之教何以始于《诗》？换句话说，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视《诗》？盖孔子生逢周王室衰落而诸侯霸兴之时，当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或自大夫出，人心涣散而不可收拾。与此同时，人们对礼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区分出内在之“礼”和外在之“仪”。所以欲恢复周礼需先收拾人心，并自内而外重塑人心。概言之，人们要有行仪、守礼之自觉。正如三家以“《雍》彻”、“八佾舞于庭”一样，缺乏人心的触觉和人性的自觉，礼乐便丧失它原有的价值和功能，社会也会陷入“名不正言不顺”之境而不自知的地步。缘此，孔子大力提倡“仁”并赋予“仁”以内在规定性，慨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明言礼乐要以“仁”为内核方可谓之真正的礼乐。

    在孔子之前，关于“仁”的讨论已有许多。仁源于礼俗“人偶”，本为“亲爱”之义，故段玉裁曰：“人耦（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从人二。”也正因为如此，“仁”有“爱”义，是谓“爱人能仁”（《国语·周语下》）；“仁”也有“礼敬”义，孔子曾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左传·昭公十二年》）是故《论语》中孔子论“仁”，多在古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展开。如仲弓问仁，孔子答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语亦见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曰“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但孔子并非简单沿袭古语“仁”义，而是赋予其内诚之特质，使其由外在的人人相亲一变而成内在的为己之学。如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何哉？其义便强调仁、亲发自于内，而非外在的言辞华美和容色和悦。我们注意到，孔子引古语论“仁”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强调“仁”之道在推己及人。如孔子与颜回论“仁”，先引古语“克己复礼”，后告之曰“为仁由己”（《颜渊》）。与仲弓论“仁”，也是先引“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后结之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经过孔子的改造，“仁”由“人与人”之学变成“己与人”之学，并进一步内化为一己之学，故到了孟子有“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之说。

    正是由仁复礼的路径选择，使孔门之教特别重视《诗》。何哉？这需要从诗的功能和诗的文体说起。《论语》中孔子论《诗》数次提到“兴”，既曰“兴于诗”，又曰“诗可以兴”。何谓兴？孔安国曰“引譬连类”，朱熹曰“感发意志”。前者就诗之体和读诗之法而言，后者就诗之功能而言。而此二者，皆关乎仁道之兴和仁道之立。从功能上看，“兴者兴起，即激发感动义。盖学于诗，则知观于天地万物，闾巷琐细，莫非可以兴起人之高尚情志”（钱穆《论语新解》）。亦即诗歌能感发人之意志，使不仁者有觉，进而有仁，此即马一浮“于此感发兴起，乃可识仁”之义（马一浮《诗教绪论》）。而就诗体言，诗多取譬，读诗则需能读出诗的譬喻义，“不学博依，不能按诗”（《礼记·学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博依者，广譬喻也。故孔子论读《诗》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非徒取其博物之义而已，更兼取譬之意。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诗尚比兴，多就眼前事物，比类而相通，感发而兴起。故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此言良善，诚可谓体道之言。子夏以美目、巧笑明人需有忠信之质而“礼后”，子贡由玉之琢磨而知好学，都是读《诗》善取譬的佳例。至此，我们也可以明白孔子何以谓“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能取譬则可以由浅入深，推己及人，以己所欲所不欲谅恕他人之所欲所不欲，则仁在其中。而《诗》既多言鸟兽虫鱼，自然可当“义之府”之赞誉（《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故《诗》教实质为仁教，乃欲借《诗》触发人心之仁觉仁悟，成就君子克己守礼之自觉。《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何谓温柔敦厚？温柔者，颜色温和而内心润泽；敦厚者，内心宽大诚实之义。何谓温柔敦厚之人？即仁德之君子。作为德行，温柔敦厚可以呈现者只有“温”而已，其余皆隐而不显。故曰温即仁，人们也常以“温”比拟君子之仁。《诗·小戎》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而玉德五，即“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孚尹旁达，信也”（《礼记·聘义》）。所以诗以“温其如玉”形容君子，正着眼于仁。同样，《子张》篇记载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古今注《论语》者皆以为君子所以望之俨然乃礼之存，即之也温乃仁之著，听其言厉乃义之发。三者融贯于君子一体正是君子仁德浑然之表征，虽曰变而实未变。

    然有利者亦有弊，万物皆然。《诗》教利在能成就君子仁德，其弊则让君子有可能“失之于愚”。盖仁德君子常推己及人，以己之温柔敦厚视天下人，这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可欺可罔之境地。《论语·雍也》记载了宰我和孔子之间的一段对话，宰我问孔子：“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孔子回答说：“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从孔子的回答可知，仁者不逆诈，或可以暗昧，并可以通过学，使自己主动摆脱被他人欺罔之危险。盖学则知变通，学则明经权。故孔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阳货》）孔门弟子，颜回最好学，所以看似愚实则不愚。而子羔足不履影，启蛰不杀，方长不折，执亲之丧而泣血三年，可谓好仁。但不学，故孔子论子羔曰“柴也愚”（《先进》）。孔子常以好学自许，故四十不惑，其原因也在于此。

    总之，《诗》教为孔门教育之根本，也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逻辑起点，“一切言教皆摄于《诗》”（马一浮《诗教绪论》）。但自孔颖达以“《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说“温柔敦厚”以来，后世多从美学风格或修辞方式的角度解读“温柔敦厚”，《诗》教与仁德的关系也因此被遮蔽了。事实上，《诗》教作为成人成材教育之基始，具有极鲜明的道德属性。在深入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今天，《诗》教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作者：张玖青，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