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讲学者甚多,而能让听众情动以至泪崩的却不多见。宋代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就是这样一位高手,史称他的“讲义”往往“掀动一时,听者多靡”(《宋元学案》),还常出现情激泣下的场面。
一
“陆丈”是时人对陆九渊的尊称。当时讲学者不少,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他的讲学最为特别。有一位叫汤仓的小吏,曾与“陆丈”有过问学对话,一听之下,大为感慨,“次日谓幕僚曰:陆丈近至城,何不去听说话……陆丈说话甚平正,试往听看。某于张、吕诸公皆相识,然陆丈说话,自是不同”(《陆九渊集》)。还有一位听众一听之下竟然七日难眠:“一学者听言后,更七夜不寝。或问曰:如此莫是助长否?(陆)答曰:非也。彼盖乍有所闻,一旦悼平昔之非,正与血气争寨作主。”这固然是特例,并非每位弟子都如此,但它也表明“陆丈说话”的强烈震撼力。
当然,这种震撼力更为生动的体现,是使听者当场泣下。兹举三例。其一,最著名的当属白麓洞书院讲学,让朱熹弟子动情流泪。那是淳熙八年,陆氏受朱子之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他后来回忆:当时自己讲得酣畅淋漓,“先生云:讲义述于当时发明精神不尽。当时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朱子的回忆也与此相契合:“元晦又与杨道夫云:曾见陆子静义利之说否?曰:未也。曰:这是子静来南康,熹请说书,却说得这义利分明,是说得好……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其二,让自己的弟子泫然流涕。在陆氏不太长的学术生涯里,除上述白麓洞书院外,他还多次让弟子情热噙泪。如早年在写给《与舒元宾》的信中,陆子有这样的描述:“比来所得朋书,多好气质,讲切端的,亦自觉稍进……见李淑润,与之言恶俗交戕之处,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为学,第恨相处不久耳。”其三,说哭百姓。陆九渊54岁时任职荆门军,在当地为500多百姓吏卒做了场公开讲演,主题是“为民祈福”,“发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晓然有感于中,或为之泣”。
如上述,陆九渊的讲学,既悚动大儒如朱子,又泣其弟子,还燃情平民。让不同阶层、知识背景的受众,认同、诚服,甚至动情,“陆丈”的讲学一定有其过人之处。
二
陆九渊的学问特色鲜明,此诚如王阳明所揭示:“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传。”而陆氏讲学,更是真诚直切。
先说直截。他曾自道,“今岁都下与朋友讲切,自谓尤更直截如前日”,并毫不掩饰自己“明目张胆纠正之”“恻怛岂弟感悟之”的讲学风格。朱熹回忆陆氏白麓洞书院讲学,“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文中“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一语,就显露出陆氏犀利之风。其实,陆氏对长自己近十岁且名重天下的大儒朱子,论学辩道时也丝毫不减锋芒:“晦翁之学,自谓一贯,但其见道不明,终不足以一贯耳。尝与晦翁书云:揣量模写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节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这种狂狷犀利风格更直白流露于他与弟子的书信中。如《与张辅之书》:“充子之践履,识者观之,正有可愧可耻,不能戒慎,不能恐惧,莫甚焉。”又如《与舒元宾书》:“比来所得朋旧,多好气质,讲切端的,亦自觉稍进……某观之,甚不谓然。诸公虽各不同,然学失其正,一也。尝论其说均为邪说,其行均为诐行。”对弟子的批评,如此不讲情面,尖锐犀利,想弟子们捧读之下,不能不汗流浃背,情绪涌动,深极处泫然涕下,洵然难免。
次说“雕出心肝”。除上述“切中”的尖锐外,“雕出心肝”的深情真诚,是陆九渊讲学动人的又一大要因。他曾自道,自己讲学“直截是雕出心肝”,换言之,即是掏心窝说真话。如上述白鹿洞书院,朱子就现场感受了陆九渊入情入理剖白的“胸襟之辞”:“元晦又与杨道夫云:曾见陆子静义利之说否……却说得这义利分明,是说得好。如云:‘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文中“说得来痛快”,实就是陆氏讲话“直截是雕出心肝”的特色。陆九渊在荆门军对民众的“讲义”,也是如此情深意切。他宣扬福不在神佛之佑,而在自求多福;求福的关键是心正,“心正,无不是福。此心若邪,无不是祸”。因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圣贤之训,不畔君师之教,天地鬼神所当宥,圣贤君师所当与,不辱父祖,不害其身,仰无所愧,俯无所怍,虽在贫贱患难中,心自亨通。正人达者观之,即是福德”;相反,“若其心邪,其事恶,是逆天地,逆鬼神,悖圣贤之训,畔君师之教,天地鬼神所不宥,圣贤君师所不与,忝辱父祖,自害其身”。这番话渲染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古训,并以“君师之教”强化了行善与得福之间的必然现实关联,使得德福一致的说服力更强;而且关键的是,陆九渊是结合生活中的人伦物理来宣讲的,“心善—事善—合礼守法—光宗耀祖—身达心安”的逻辑揭示,大体是符合生活实际的,也是人们身边屡屡演示的故事。在古代集权宗法社会,这一逻辑是有说服力的,也是非常契合人们的德福报一致的心理和价值预期的,自然易于说服和打动人。
三
“陆丈说话,自是不同”,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因素,那就是他颇为自许的“血脉上动人”:“吾与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故人之听之者易,非若法令者之为也。如孟子与齐君言,只就与民同处转移他,其余自正。”文中“血脉上感移他”一语,曾多次在《陆九渊文集》中出现,有时又作“血脉上感动他”。文中所谓“听之者易”之“易”,有容易明白的意思,但也包含了共鸣、感动与兴起之意。这里就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在陆九渊本人看来,他的“与人言”之所以使人感兴、倾倒甚至泪崩,要在“多就血脉上感动他”,这是陆丈讲话、讲书、讲学的关键。
陆氏所谓“血脉”,是个比喻的说法,意指根本,如“读孟子须当理会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也含主宰意,“凡事莫如此滞滞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长,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会一事时,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要言之,陆氏所谓“从血脉上感移他”,即从人的本质或说灵魂深处来触动人,这用他心学的语言来表达即是“先立乎大者”。
所谓“先立乎大者”之大,即是心。因为心具万理,“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统具万理,也就意味着心涵摄着万千世界。故陆九渊又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合一于吾心,吾心当然也就成为世界的根本。由此陆九渊讲学,着意“启人心之固有”,其大端是:
其一,“剖剥磨切,清明本心”。因心具万理,故人是先验至善的,应加“剖剥磨切”的功夫,去除习染,恢复本心之灵之明:“此心本灵,此理本明,至其气禀所蒙,习尚所梏,俗论邪说所蔽,则非加剖剥磨切,则灵且明者曾无验矣。”陆九渊坚信,只要“剖剥磨切”彻底,人心定会澄明:“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陆氏讲学,言辞尖锐,直刺痼疾,深中肯綮,正是这种“剖剥磨切”功夫的体现,寄意所在正是摒除习染,清明本心,故使人心悸而心动。
其二,自作主宰。宇宙与吾心合一,人是世界的主宰,更是自己的主宰。故陆九渊非常重视“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他认为:“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时,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由此主宰而来的主动性,实凸显了人修身立德的可能与必要性。正如孟子所比喻: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不可能的,但为长者折枝是完全可为的;心具理,心本明,收拾精神,恢复本心,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明此理,则自要“收拾精神”,寻求良心之固有,从根本上使人兴起,即从“血脉上发动”!这恰呼应了人的主体性,唤醒了精神的激情,故人之感奋也易。
其三,堂堂地做人。心具理,吾心与宇宙合一,人既是世界的主宰,也是自足、至善的存在,故人为贵:“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既然人为“三极”之一,那么人理应实践并呈现这一至上价值。所以陆九渊强调人要“做得人”:“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他还有一句更加生活化的生动表达:“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从其心学逻辑来看,“堂堂地做个人”,亦是“心至灵、心具理”的应然显现,更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必然选项;换句话说,吾有是心,即当然可以堂堂地做人,也理应堂堂地做人。陆九渊从“心本”的大体上,赋予每个人堂堂做人的光荣,也警醒每个人堂堂做人的责任,故使听者顿生共鸣,血脉涌动,往往多靡。
(作者:胡发贵,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