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人说中国

    【著书者说】  

    从1994年动笔写作开题立意的《中国古今名号寻源释意》，到2017年完成总结之作《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我在这个领域断断续续地耕耘，竟然已经持续了24个年头，其间出版了尤重考据与义理的《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面向大众的《中国国号的故事》《正名中国：胡阿祥说国号》《中国名号与称谓的故事》《祖国的名称》，又在《百家讲坛》主讲了“国号”“国之名称”两个系列节目。回想起稿时节，我还刚过而立之年，待到告别之时，我已年近耳顺。一个研究领域与宣讲课题，何以伴随着我如此之长的学术生涯呢？

从两个坊间流传的故事说起

    先说两个坊间流传甚广、主角为中国人的外国国号“故事”。

    晚清，在维新洋务人士的大力鼓噪下，西风劲吹，西学猛渐。一位略闻新知的童生请教私塾先生：“何谓伽利略意大利人？”私塾先生回答：“伽利略的意思就是赚大钱的人。”

    这位私塾先生望文生义，将“意大利”妙解为“意思就是赚大钱的人”；而颇涉洋务的李鸿章竟也闹出笑话，当他听说“葡萄牙”时，惊讶地问道：“怎么葡萄也有牙？”

    李鸿章没有去过葡萄牙，而且葡萄牙这类译名确实离奇古怪，难免李大人有此千古一问。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李大人毕竟勇于提问，而勇于提问正是求得真知的途径。笔者时常感到难解的是，在我已经30多年的大学教书经历中，却几乎没有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提问这类问题。反之，笔者在课堂上常常问学生：“启为什么用夏作为国号？刘邦为什么定国号为汉？时时接于目、闻于耳的华夏、中国、中华、China又是什么意思？”滑稽的是，如此等等的相关问题，同学们往往语焉不详；再问英吉利、不丹、伊拉克、土耳其、美利坚、法兰西、乌干达……同学们就更加哑口无言了！

    英吉利、不丹、伊拉克等，暂且不去管它。起码我们自己的夏、商、周，以至元、明、清，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国号的来源取义，还是应该知道的。毕竟，我们的远祖生长在夏、商、周，我们的祖先生长在元、明、清，我们生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我们的子孙也要生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此，对于这一连串的国家大号，我们岂可不知，焉能不解！

    其实，即便不谈学问，探求中国历代国号的来源取义，也是一件特别富有趣味的事情。夏、商、周等以至元、明、清，中国、华夏、中华等等，也许我们太耳熟能详了，往往想不到要对它们“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一旦“打破砂锅问到底”，以我的切身感受，那是奥妙无穷、极有意思的。这种情况，似可比附一下东汉刘熙的《释名》。昔刘熙撰《释名》，其自序云：“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义”，所以《释名》的目的，在于辨明上则天地阴阳、下至宫室车服种种名称的“所以之意”。而就“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来说，也与此相仿。本来，创造了方块汉字的中国人，历来就有讲究名称字号的传统，人名都是如此，关涉国家的大号当然更不例外，道理很简单：人名不过一己的代号，国家大号则关系到亿兆斯民，而如果这亿兆斯民都不关心这国家大号的“所以之意”，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利玛窦解说中国国号的“故事”

    相较于私塾先生妙解“意大利”为“意思就是赚大钱的人”、李鸿章讶异于葡萄牙“怎么葡萄也有牙”，这里不妨再说一个确实可信的、主角为外国人的、解说中国国号的“故事”。

    400多年前的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从印度启程，登陆澳门，开始了他的中国传教之旅。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了28年，逝世后安葬于大明京师（今北京）。利玛窦晚年撰写而又经由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增修的《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由于“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所以一经问世，就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繁荣富庶的中国，也因此而真实地、立体地呈现在欧洲人的眼前。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二章中，利玛窦这位与中国士大夫颇多交往、直接掌握了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典籍进行过钻研的西方“中国通”，第一次相当详细地解说了其时的欧洲人尚觉模糊不清的“关于中华帝国的名称”问题。

    “中华帝国的名称”纷繁复杂，利玛窦则聪明地将之区别为三类。

    关于第一类名称，利玛窦认为：“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那在托勒密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Serica regio）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在中华帝国的编年史上，我发现早在基督诞生前2636年就提到丝绸工艺，看来这种工艺知识从中华帝国传到亚洲其他各地、传到欧洲，甚至传到非洲。”

    关于第二类名称，利玛窦写道：“中国人自己过去曾以许多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国家，将来或许还另起别的称号……因此我们读到，这个国家在一个时候称为唐，意思是广阔；另一时候则称为虞，意思是宁静；还有夏，等于我们的伟大这个词。后来它又称为商，这个字表示壮丽。以后则称为周，也就是完美；还有汉，那意思是银河。在各个时期，还有过很多别的称号。从目前在位的朱姓家族当权起，这个帝国就称为明，意思是光明；现在明字前面冠以大字，因而今天这个帝国就称为大明，也就是说大放光明。”

    又第三类名称，即利玛窦所谓“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中国这个词表示王国，中华这个词表示花园，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

    平心而论，利玛窦这位老外对“中华帝国的名称”的解说，或者正确，或者接近正确，或者有些正确的影子，总之，比我们的私塾先生说“意大利”、李鸿章问“葡萄牙”的风马牛不相及，显得进步得多。而尤其可贵的是，利玛窦还分析了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名称：“这个国度从远古时代就有一个习惯，常常是统治权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于是开基的君主就必须为自己的国家起一个新国号。新统治者这样做时，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而赋予它一个合适的名称”。然而，“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很少有知道这些不同名称的，因此中国境外的人民有时就称它这个名称，有时又称它另一个”——外国人有关中国的各种称谓，正是因此而起。

蕴含深意的中国历代国号

    由以上中国人解说外国国号的“故事”、外国人解说“中华帝国的名称”的故事，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外国国号、“中华帝国的名称”的“所以之意”，都是非常复杂、牵连甚广的学术问题；而方块汉字为主的“中华帝国的名称”与拼音文字为主的外国国号，又各有复杂之处。比如拼音文字的外国国号，由于历经演变、屡有发挥，其意往往十分难解，我们所见只是一堆字母的组合。至于方块汉字的“中华帝国的名称”，其望文生义的方便之处，却也正是容易导致臆解、误解乃至瞎解的关键原因，又汉字意义的引申、扩展、假借等，也会造成“中华帝国的名称”解说中本义、引申义、附会义等等的混淆。以上述利玛窦“夏”等于伟大、“商”表示壮丽、“周”就是完美、“汉”的意思是银河、“大明”就是大放光明一类说法为例，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本义、引申义、附会义等的混淆。

    然则正本清源，系统全面地探讨中国递更的国号、众多的名号、繁杂的域外称谓之形成过程、来源取义、使用情况与复杂影响，正是笔者锲而不舍24年、并且渐次拓宽加深的追求所在。即以集大成的《吾国与吾名》为例，对话1615年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的三类“中华帝国的名称”，本书以40余万言的篇幅，得出了诸多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兼具的认识，姑引“结语”中的三段为例：

    以言历代国号之美……夏国号的最终择定，与蝉所代表的居高饮清、蜕变转生等的美义有关；取美义为国号，也成为后世中国历史上命名国号的一种常用方法。由夏而下，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宋、大元、大明、大清这些王朝或皇朝所用的国号，同样具有或显或隐的美义，并成为各自国家的政治文化符号。这种符号，于商为凤，于周为重农特征，于秦为养马立国，于汉为“维天有汉”，于新为“应天作新王”，于晋为巍巍而高，于唐为道德至大，于宋为“天地阴阳人事际会”，于大元为“大哉乾元”，于大明为“光明所照”，于大清为胜过大明，总之，都属于“表著己之功业”“显扬己于天下”“奄四海以宅尊”“绍百王而纪统”的“美号”。这些“美号”，既与君主的统治息息相关，也照应了所统治的部族民众之心理要求，并进而使政权蒙上了浓重的顺天应人的色彩。至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则书写出国号历史的新篇章，即既区别于以往天下社稷一家一姓的国号，又表明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中国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此种意义，更是“美”之大矣！

    以言古今名号之伟，可以“中国”名号为例。“中国”名号，历史久远，先秦时即已存在。虽然地域概念的中国是多变的，文化概念的中国是模糊的，但中国的地域范围在不断放大，中国的文化意义在不断加强……至于后起的政治概念的中国——“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既与地域概念的中国、文化概念的中国相辅相成，又较之更加客观与全面，而且政治概念的中国，无论时间、空间都指称相当明确。由中国概念的流变，我们又可以明了这样的史实：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抑或非汉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和发展。

    以言域外称谓之妙……记得有种说法，比喻中国的物质文明就是一块泥巴、一片树叶、一只虫子，泥巴烧成了瓷，树叶喂养了蚕，蚕虫吐出了丝，而瓷与丝，就在中国的域外称谓China、Serice中得到了形象的体现。至于既是自称也是他称的汉与唐、龙与狮，汉、唐是中国历史上充满正能量的代表性皇朝，它们共同写照了巍巍中国的历史地位，龙、狮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政治历程的典型化动物，它们一并烘托了泱泱中华的文化形象。

    要之，“美哉，变动不居而又蕴含深意的中国历代国号！伟哉，延用不衰而又凝重气派的中国古今名号！妙哉，来源不一而又呈现特征的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可谓从独特的侧面、别样的角度，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中国文化中的名称情结，淋漓尽显方块汉字的无穷魅力、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中外交通的艰难历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泱泱大国气度……

中国人共同关注之事

    1999年国庆节，卞孝萱师在《〈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序言》中感慨：“中国古今称谓，既是中国人共同关注之事；《“中国”古今称谓研究》，应为天地间必不可少之书。”拙著《伟哉斯名》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大事增补修订而成”的《吾国与吾名》，自然远当不起“天地间必不可少之书”的先师期望，但“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的来源取义、来龙去脉，作为“中国人共同关注之事”，却是毫无疑义的，因为这些国号、名号与域外称谓，伴随着我们民族的成长、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疆域的变迁、我们与世界的交往与交流、我们以及我们的祖先与后代的生命，推而广之，如果我们立足于“名实互证”的视角、“闻‘名’识中国”的思路，那么这些国号、名号与域外称谓，又能丰富、强化与鲜活我们对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理解，并油然而生对中华文化与华夏传统的自认、自信与自豪。

    正是基于对中国历代国号、古今名号、域外称谓的这种切身认识、这份真挚感情，我从筚路蓝缕的10万字的《中国古今名号寻源释意》做起，历时24年，终于完成了总结集成的50余万言的《吾国与吾名》，虽然满头的浓密黑发，已经稀落渐衰为谢顶而两鬓斑白，却依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毕竟为“中国人”说“中国”，值得这样的无悔付出！

    （作者：胡阿祥，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