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一过,在重庆,湿冷的空气中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
正在拍摄新片,剧本中也反复出现一句提示: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在年轻的工作人员陈设出来的2000年左右的过年场景中,我总是不知不觉地想到1970、80年代的过年情景。
那个时候,人们大都是一条街、一个院子地住在一起。过年之前,几户人家总是凑在一起,支起石磨磨汤圆面。先把糯米用水泡好几天,然后一勺勺地舀到磨心里,摇动磨盘,一圈圈地转,于是,白白的米浆缓缓淌下,流进撑在磨口的湿湿的米袋里,直到灌满。再扎紧袋口,用扁担吊挂起来,等水滴尽,这就是白白的糯糯的汤圆面了。
母亲还要把花生、芝麻都砸成碎粒,和核桃仁、橘饼、冬瓜糖一起搅和在凭票供应的那块方方正正的汤圆心子里,最后加入炼好的猪油,做成油浸浸发着光泽沁着香味的自家口味的汤圆心子。
而娃儿们这个时节总是快乐的,愿意被家长支使着干这干那,在磨子面前排队,替大人搬东西,年龄稍微大点的总是跃跃欲试地要去推磨摇磨,然后晃着酸疼的胳膊,眼巴巴地等着年三十晚上守岁的那碗汤圆。
除了磨汤圆,街坊邻居们还要支一口大锅,把砂炒热,放进花生、胡豆,柴火噼啪,锅铲翻飞,炒出一筐筐的花生胡豆,就当过年的零食,准备接待初一开始前来拜年的人们。
至于炸酥肉、炸丸子,就是各家各户自己的事了。或者把三线肉切成条,裹上豆粉和鸡蛋,撒上花椒,或者把瘦肉剁碎,和荸荠、生姜、葱花一起团成丸子,统统放进滚烫的油锅里炸,直到炸成金黄色泽的酥肉和喷香的丸子。往往一炸就是一簸箕,趁着热,大人会先给娃娃们尝几块,然后就赶紧把它们收起来,锁到柜子里,怕还没到过年就被馋嘴的娃娃们偷吃完了。
此刻,正在写作的我,仿佛都能感受到,那坨金黄的酥肉一口咬下去,那一股喷溅到口舌之间的温暖和椒香。
过年期间,每天抓几坨酥肉和丸子,换着花样地弄,或炖,或煮,或炒。印象中我家常常把黄花木耳和酥肉丸子烩成一锅,能吃上好几天,或者抓把豌豆尖,又是一锅新菜。
这几年想要吃酥肉,只能去火锅店了,要么粉太厚,要么肉太柴,很少能吃到那种油而不腻、又香又麻的酥肉了。这次回来拍片,发现街头开了好些专卖酥肉的小店,只是少有那种兴致了。
如果说北方的过年气氛体现在春联、灯笼这些红红火火的装饰上,那么重庆的过年气氛真的是基本体现在吃上面。
不知何时开始兴起熏腊肉香肠。我已生活在北京了,每年过年前,母亲总是成箱成箱寄来她做的香肠腊肉。吃张妈妈的香肠,不光是我,也成了我的朋友们过年的一种念想。
母亲年事已高,打电话来说做不动了,今年就不再做了。想来那也是一个烦琐的过程,买肉,切肉,买肠,洗肠,把肉剁碎,塞进一节节肠衣里,然后一串串挂起来,搭上席棚,点上柏树桠和花生壳,用暗火熏上大半天,再挂起来晾晒。冬天的重庆,各家各户的窗台上阳台上只要挂上了香肠腊肉,整个城市就有了过年的气氛。
在2019年过年的气氛里,拍摄着2004年的过年场景,总会不由得和1970、80年代磨汤圆、炸酥肉的情景混在一起。总是有湿冷天气,总是有烟火缭绕,总是有操劳的身影出没,他们是父亲、母亲,总是有好吃贪嘴的娃儿,他们是你,也是我。
(作者:张一白,系电影导演、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