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经》学和唐诗的形成

    长期以来，因受制于清代皮锡瑞所谓唐代为“经学统一时代”以及四库馆臣所谓“汉宋体系”这两大经典判断，唐代《诗经》学史，一般被淹没在经学史和《诗经》学史的宏观架构之中：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段归汉学，后面归宋学；而它本身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规律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回应。唐代《诗经》学线索不清、特征不明，不仅暴露了学术链的不平衡，而且与盛唐经济的繁荣、文化的辉煌、国祚的长久之宏大历史场域是极不相称的。其实，在唐代，传承《诗经》的主要群体，已经不是专注于注疏的经生，而是风起云涌的诗人。因此，我们应该到浩瀚的诗海中去发现唐代《诗经》学；另一方面，也得以透过《诗经》学来考察唐诗生成的脉络。

    经学和儒学虽然关系密切，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儒学更在意经典阐发的主体性及其实践价值。钱穆在《中国儒学和文化传统》一文中，就唐代的情况判断说：“儒学于经史以外，却另有一番转进”，其贡献是“能把儒学与文学汇合，从此于经史之学之外，儒学范围内又包进了文学一门”，“自唐代起，自杜诗、韩文始，儒学复进入了文学之新园地”，“把儒学来作为文学之灵魂”，“自此以后，必须灌入儒家思想才始得成为大文章”（《中国学术通义》）。钱先生“儒学转进为文学”的论断，补充和超越了皮锡瑞与四库馆臣之旧说。

    早在上世纪初，西蜀学者刘咸炘就已经发现唐代学术的特殊性，特撰《唐学略》一篇，提出“唐学”的命题：“世皆言汉学、宋学，而无言唐学者。实则唐学非无可言也。”唐学乃“两宋之先河”“六朝之后海”，其独特性在于“于学则轻细目而重大义，贱杂家而标儒宗；于文则轻藻采而重质干，贱集部而标经体。其长为能反源本，其短则流为枵夸”（《推十书》）。刘氏深刻指出了唐学崇尚儒学与古典的表征，并进而发现“唐有特异之风”，即“拟经”。

    非常有趣的是，与钱、刘同时的陈寅恪先生，也有大致相同的见解，其《元白诗笺证稿》云：“乐天《新乐府》五十首……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诚韩昌黎所谓‘作唐一经’者。不过昌黎志在《春秋》，而乐天体拟《三百》。韩书未成，而白诗特就耳。”从宏观到具体，陈先生不仅同样指出了唐代拟经的潮流，而且为钱、刘之说，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为钱氏所谓“儒学转进为文学”“把儒学来作为文学之灵魂”，以及刘氏所谓“标儒宗”“标经体”“反源本”做了一个恰切的注脚。

    综观三位大师的论断，不禁豁然：唐学尊崇儒学和古典，作为儒家经典最具文学性质的《诗经》理应受到当时诗人的认同和垂青，只不过研究路数已经从过往的注疏转向审美，不再执着于大义的阐发，而是注重从形式到精神的模拟。也就是说，《诗经》学在唐代被“诗化”了。“诗化”的命题，尚未见有学者言及，但是，以上前哲相关论述分别从不同的理论维度暗示了这种逻辑发展之必然。另外，我们亦可从创作和鉴赏的角度来看唐代《诗经》学的“诗化”表征。

    《诗经》是经典的经典，唐人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推崇《诗经》，独标风雅比兴，即刘氏所谓“唐代特异拟经之风”在诗歌中的彰显，这一现象已为学者熟知。就鉴赏而言，历代诗论中，有一非常特殊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宋代以后的学者，在品鉴唐诗的时候，每每与《诗经》相比附，揭示两者的渊源关系。而对其他时代的诗歌却非如此普遍。明代杨慎深谙三昧：“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匪惟作诗也，其解诗亦然。且举唐人闺情诗云：‘袅袅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即《卷耳》诗首章之意也……又云：‘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即《卷耳》诗后章之意也。”（《升庵诗话》卷八）与宋诗相比，杨慎不仅揭示了唐诗与《诗经》的神似之处，说明唐人以《诗经》为模范的实践的成功，而且，指出了唐人“以作诗来解《诗》”的诗性的或艺术的阐释形式。这是唐代《诗经》学“诗化”的又一典型案例。以唐诗来解说《诗经》，为我们研究唐代《诗经》学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

    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对唐诗与《诗经》关系的研究做了很多深耕工作，从而，也充分例证了钱先生关于“唐代儒学转进为文学”论断的深刻性。简要地说，唐代《诗经》学的诗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孕育期、自觉期、成熟期、高潮期和延续期五个阶段。孔颖达《毛诗正义》所阐发的儒家诗歌理论，对唐代诗歌的形成具有预设和规范作用。陈子昂与李白皆自觉上本《诗经》来开唐代诗歌之新运；而汇通《诗经》（儒学）与诗歌（文学）的运动，到杜甫方告完成。杜诗之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儒学之表现。其后，韩愈、白居易则将诗化运动推向极致。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儒学的确立是文学确立的重要条件”，文学创作“是作为儒学实践的一部分来进行的”。杜甫所谓“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韩愈所谓“约风、骚以成诗”，他们都是把《诗经》中的儒学精神作为诗歌之灵魂，从而成为唐诗的传统。唐诗的炽热激情正是与《诗经》的积极自信遥相呼应的。吉川与钱穆先生的论说相映成趣，共同阐明了《诗经》学与唐诗共生的意义。

    唐代《诗经》学诗化的过程，不仅融进了唐诗的血液，而且参与了对盛唐气象的陶铸：其一，唐诗正统化。唐代《诗经》学由经学转进为诗歌，儒学蓬勃向上的功业观使得唐诗得到当时社会以及后人的普遍认同。其二，诗人文儒化。唐代从经、文对立两分（孔颖达、李白），到文儒合一（杜甫、韩愈），经、史、文统一于儒学，儒学范围进一步扩大。初唐经学家与诗人往往不能兼得，但是中晚唐以后却逐渐改观。其三，官僚诗人化。诗歌正统化，作诗不单是时尚，也是走向仕途必备的技能，诗人成为官僚的基本标识。其四，诗学范畴化。唐代以标榜风雅、比兴、六义为核心的范畴运动，是《诗经》学诗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唐代诗学范畴化的必然。其五，诗人群体化。诗赋取士，《诗经》“可以群”的功能在唐代复盛，激发诗人的兼济之志，促成了唐诗的开放性、功业性特征。

    总之，时代风尚不同，学术必然转型。唐诗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唐代《诗经》学诗化转向的过程。不过，目前学界基本上还是采用传统的接受学方法，处在以《诗经》证唐诗的阶段，而在唐诗中观察《诗经》学存在和传播的样态似乎还专力不够；另外，本领域的学者尚需用更加宏观的视野，突破传统思维的瓶颈，将研究对象置于学术史的流变中考察其特征和规律，从而使得唐代《诗经》学研究不断深入。

    （作者：韩宏韬，系河南科技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