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林文艺复兴：一种书籍史的视角

编者按

    书籍史是20世纪后半叶在欧美学术界逐渐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讨论的议题或显或隐地集中于书籍与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信仰、制度以及权力变迁的关系上，这也是书籍史研究的核心议题。本期三篇文章从书籍史的视角，分别聚焦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书籍的制作与流通、15世纪末德国印刷业的发展、印刷媒介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认同，探讨了书籍在推动文艺复兴、建构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以飨读者。

    查理曼作为加洛林王朝的一代雄主，其主要功绩在于大大扩展了法兰克王国的统治疆域，涵盖了今欧洲大陆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以及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为了在其广袤国土上实行有效治理，查理曼急需一批受过教育、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士。由于西欧之前的分裂混战，在查理曼当政初期，文化知识在其国家已普遍被遗忘，无法满足其治国的需要。有鉴于此，查理曼决定以基督教会为突破口，实施多种富有远见的政策措施，以提高神职人员的知识水平，最终使加洛林王朝在政治、宗教、文化发展水平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被后世史家奉为“加洛林文艺复兴”。书籍作为这一时期知识传输的主要渠道，在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缮写室的建立与抄写员的工作

    有感于本土学术水平的低下，查理曼延揽约克的阿尔昆、比萨的彼得、伦巴第的保罗、西班牙的狄奥多夫等欧洲杰出学者进入其宫廷，并成立了宫廷学校，培养高级官员和教士。公元789年，查理曼颁布《教育通令》，命令每个主教区和修道院都要安排教授赞美诗、算术、语法等课程，并要求仔细校订教材。而宫廷学校内的许多学者，后来亦纷纷从事具体的文教工作。

    为了满足各地文化发展的需要，王国境内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专门用于抄书的缮写室。查理曼曾写信给德意志中部的富尔达修道院院长，敦促其提高修道院和周边地区的文化水平。科隆大主教希尔德巴尔德作为查理曼的密友，曾指示拉昂主教抄写一部书籍，而该书是教皇利奥送给查理曼的礼物。

    随着所抄书籍数量的增长，对抄写员的需求数量和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抄写员须经正规的培训，方能从事这项工作：他们首先要懂得笔顺，进而学写字母和音节。此外，同一缮写室的抄写员通常要按照相同笔顺进行书写。在掌握了这些技能后，抄写员便要坐在凳子上，俯身于斜面桌前，手拿鹅毛笔，蘸取从植物中提取的墨水，在羊皮纸上从事抄写或配图的工作。至于抄写工序，有时是一个抄写员负责整本书，如瓦朗谢讷修道院的一位抄写员，曾用34天时间独自完成一部圣哲罗姆的评注集；更多时候则是由数十位抄写员合作完成，如图尔修道院的多位修士一道抄写了《图尔法令全书》。学术界原先认为，中世纪早期制作书籍的权利只属于修道院内的男修士。然而，有研究表明，当时并不只有男修士才有抄书的能力，修女、主教座堂神甫等也可以成为职业抄写员。现存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的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8世纪手抄本），便是14位修女共同完成的杰作。而一旦抄写完毕，缮写室负责人通常要对文本进行校对，以保证质量。据统计，制作于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手抄本，留存至今者多达7000余册（一说为9000册），相比墨洛温王朝时期的500余册，不啻一个巨大的飞跃。

手抄本的内容、语言与字体

    抄写员传抄的作品起先多为宗教作品，后来源自罗马的古典作品也成为这一时期手抄本的一大主题。普林尼、亚里士多德、多纳图斯、普利西安等人的著作都曾是阿尔昆在约克的收藏品。当他来到查理曼的宫廷后，亦将其带到欧洲大陆。此后，古典作品不断被发掘整理，如西塞罗的哲学与修辞著作、恺撒的作品、贺拉斯的诗作等都是初次在中世纪的欧洲出现。在这些古典作品中，亦包含有大量拉丁语语法书，拉丁语在这一时期被传播到包括北欧在内的欧洲很多地区。就连一向被人忽视的希腊研究，也因希腊-拉丁语语法书及双语礼仪书籍的传抄而有所复兴。与此同时，从8世纪起，以古高地德语、古法语等语言抄写的手抄本也大量问世，预示了法语、德语、英语等地方性语言的诞生。此外，抄写法律、产权交易、税收等内容的文本也成为抄写员的工作。

    查理曼对文字颇感兴趣。他认为：“只有正确地使用文字，才能学会正确的思考。”并曾告诫道：“抄写者——请不要胡乱书写。”伴随手抄本的大量生产，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手写方式上的重大变革。墨洛温王朝后期的手写体，其字母相互纠缠在一起，组合在一起几乎成为无法辨别的一团墨迹，亦被称为墨洛温草书。以这样的手写体完成的书籍，很容易导致内容以讹传讹。大约在公元771年至778年间，科尔比修道院的抄写员在半安色尔字体和墨洛温草书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手写体。这种手写体的字形较小，字母被巧妙地连接在一起，既优雅又容易辨认，被称为加洛林小写体。在阿尔昆的影响下，这种字体很快在不列颠、西班牙、意大利北部等地得到普及。正是从加洛林小写体中，其后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汲取灵感并创造出用来印刷的罗马字体。而一些重要标点符号（如问号），也是在查理曼统治时期被创造出来的，这些都大大有利于受众对文本的阅读理解。

手抄本的流通与收藏

    这一时期，在伦巴第、西班牙和不列颠诸岛之间，存在频繁的书籍交流现象。担任图尔修道院院长后的阿尔昆，在执行教育计划时面临的首要难题便是缺少书籍。他曾向查理曼抱怨缺乏一些学习所需的最重要的书籍，并请求查理曼允许派遣一批学生前往不列颠获取书籍。

    查理曼自己的图书馆，自然是各类书籍的汇聚之地。他的扈从会遵照指示，四处搜寻各类手抄本，并运回其宫廷所在地亚琛。其藏书不仅包括神学书籍，也有大量与实际问题和知识应用有关的作品，如罗马土地测量用书等。查理曼认为，作为统治者，他有责任向各种各样的学问打开其宫廷大门。

    除宗教作品外，古典书籍也逐渐进入各大修道院图书馆。在包括富尔达修道院在内的很多修道院图书馆的馆藏中，都不乏西塞罗、波伊提乌、伊西多尔等人的作品，或可视为书籍传播制度化的见证。而在很多教区教堂内，也多放置一个书架用于摆放书籍。自14世纪以后，很多意大利人发现了圣高尓等修道院图书馆内的大量拉丁文藏书，这成为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典文学的重要依凭。事实上，古典作品的现代版本有90%以上都是以加洛林时期的手抄本为蓝本制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加洛林文艺复兴与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一脉相承。

    查理曼推动基督教会大量制作手抄本书籍，将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与蛮族传统相融合，为其治国理政服务的做法，体现了政治制度、文化模式和传播媒介之间的紧密关联。而从书籍的角度观之，加洛林文艺复兴虽然缺乏一定的原创性，而且知识的传播也基本是在教士阶层内部进行，尚未对普通民众产生显著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复兴运动在欧洲文化发展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融汇与传承之功。

    （作者：张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