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如何拥抱全球化4.0时代

    全球化4.0时代，技术进步以指数化速度推进；技术进步在带来巨大增长机遇的同时，其转换过程亦蕴含着难以回避的“灰犀牛”风险。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席卷西方，成为影响全球增长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1月22日，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在瑞士达沃斯拉开帷幕。全球舆论再度聚焦这个喧嚣的雪山小镇，试图从这场一年一度、会聚全球政商学界精英的思想盛宴中窥见未来趋势的一鳞半爪，以在当前变幻莫测的全球形势中理出头绪，明确方向，指导行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来自115个国家、逾3000名各界人士在为期4天的时间里各抒己见，纵论全球政经、地区竞合与行业风云，探讨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的全球化4.0时代下的机遇与挑战。

    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全球化4.0”是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宣布2019年年会主题时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力已经引进了崭新的经济与全球化形式。”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鲍德温详细解释了他所认为的全球化四个版本。如果说全球化1.0代表了一战前世界经济野蛮生长的时代，全球化2.0是二战后国际秩序与治理体系建章立制的体现，全球化3.0以离岸外包的兴起引发了全球价值链革命，那么在全球化4.0时代，技术进步以指数化速度推进，服务行业贸易壁垒被消除，发达国家乃至全球数以亿计的服务业岗位将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和数字技术推动的“远程迁移”趋势冲击。这正是论坛组织者提醒世界亟待正视的挑战，如何就新的经济形态变化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与合作，避免全人类再度陷入危机管理的迷雾之中。

    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诸多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均已得到证实。世界经济之所以在2009年走出衰退后复苏乏力，一大原因在于上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耗尽，代表技术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停滞甚至下滑，使处于危机后再平衡过程中的世界经济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不力，虚实脱离日益严重，收入分配急剧恶化的困境。2013年美国学者萨默斯提出“长期停滞假说”，认为低增长、低利率和高债务将会成为发达国家新常态。在此背景下，以智能制造、数字技术为先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正成为世界经济摆脱“增长极限”，重回危机前轨道的重要机遇。自2016年下半年起，世界经济低迷多年后开始步入周期性上行通道，这与技术进步推动各国加快对信息处理设备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资本投入，进入新一轮“朱格拉周期”密切相关。2017年，世界经济更是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后首次同步复苏，75%的国家经济出现正增长，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的局面得到扭转。

    然而，技术进步的“创造性毁灭”在带来增长机遇的同时，其巨大的转换成本亦蕴含着难以回避的“灰犀牛”风险。2016年，就在世界经济论坛以“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主题展开讨论后，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亦席卷西方，成为影响全球增长的重大不确定性。曾著有《世界是平的》的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同年出版的新书《谢谢你迟到》中谈到，世界正处于历史上自古腾堡印刷革命之后最陡峭的拐点区域，地球上最强大的三股力量——科技、全球化和气候变化正在同时加速，重构社会、职场甚至地缘政治。人们头晕目眩，不知所措，如同在湍急的水流中驾驶独木舟，本能地要把桨插入水中以寻求减速，实际上却更容易翻船。

    西方国家“插桨入水”的做法，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缩影，从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到地区安全、大国关系，无一不在经历深刻调整。全球化4.0时代，世界经济要想行稳致远，除了关注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对国际分工和全球就业带来的潜在和长远冲击外，还必须直面以下时代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协调中美关系，使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避免走上“脱钩”歧途。基于“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现实主义思维，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的战略对手”、挑战美国主导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推动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据IMF测算，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将拉低全球长期增长水平0.4个百分点。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发生重大转变，因为这不但可能导致过去三十多年间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重置，产业链条中断和全球统一市场割裂，降低全球增长潜力，还将使世界陷入“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失去解决如气候变化等迫在眉睫的全球性问题的能力，危及全球可持续发展。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推动规则升级和机构改革，有力回击单边主义，消除影响世界经济平稳运行的不确定性。经贸规则谈判和国际组织改革滞后于快速发展的全球贸易投资实践是客观现实，给了部分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借口。2018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特朗普作为18年来第一个与会的美国总统，却在这个宣扬全球化的标志性平台上理直气壮地为“美国优先”政策辩护，抨击当前国际贸易体系。在发起对多国贸易摩擦之余，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其眼中“沦为以诉讼为中心的机构”，选择阻止争端解决机制法官遴选程序来瘫痪其运行，迫使WTO正走到“不改则废”的重要关口。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美国频繁“退群”的做法正在动摇建立在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和现行秩序。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出现实质性进展，对国际储备货币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全球监管，解决全球失衡与金融动荡的根源。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导致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危机后全球进行了深刻反思，实质改革却停滞不前。金融危机十年来，美元及其管理机构美联储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反而进一步强化，基于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制定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的负面外溢影响显著上升。新兴经济体整体债务的迅速增长与前些年美联储等主要央行量化宽松密切相关，而其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举动屡屡触发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成为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危机频发的重要原因。

    春江水暖鸭先知。世界经济的晴雨快速转换凸显应对挑战的艰巨性。2018年世界经济在乐观预期中开头，却在贸易和金融紧张局势下步入岁末，未来增长恐再度放缓。2019年1月，IMF以下行风险显著上升为由，再度下调全球今明两年增长预期，预计将分别增长3.5%和3.6%。同期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亦持类似判断。

    新时代的中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面对包括逆全球化风潮在内严峻的国际现实，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担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与引领愈发引人注目。两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布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对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深刻剖析，给出了中国的建议和承诺，至今仍在激荡世界，赢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和赞许。

    全球化4.0时代，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止于其高速增长和庞大体量带来的年均30%以上的贡献率，不止于其面对中美关系挑战摒弃冷战思维，保持理性克制，坚持合作共赢的负责任态度，更在于其始终坚定不移致力于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多边主义，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决心。中国是既往全球化的融入者和受益者，也将是新一轮全球化的捍卫者和引领者。

    （作者：徐刚，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副研究员）